深圳特区40年（深圳特区40年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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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特区40年蜕变：从“探路人”到“关键先生”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话，让深圳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
1979年，他提出“划出一块地方”创建经济特区；1980年8月，深圳便获批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激荡40年，弹指一挥间。深圳特区从一个“小渔村”成长至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
40年来，深圳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再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功能定位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和试验田”，变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深圳被誉为“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用何指标来佐证“建设最好”？
1980年，深圳GDP仅为2.7亿元，人均GDP835元；到了2019年，深圳GDP已高达26927亿元，人均GDP突破20万元。短短40年间，深圳特区GDP增长近10000倍，人均GDP升至全国城市之首，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全球5400多个经济特区，没有一个特区能像深圳一样长期保持高速增长——40年来，深圳GDP的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9倍、全国的1.8倍。这意味着，过去40年世界每向前一步，深圳特区就跨越了近五步。
不止于此，最近揭晓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有8家企业来自深圳。21世纪经济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也显示，深圳摘得综合绩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三个单项冠军，高质量发展总得分位列全国第一。
深圳特区成绩斐然背后，绝非简单的“一特就灵”，而是其40年不懈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勇气与锐气，深圳奇迹恰恰诠释了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站在40年的新起点探究特区成长密码，意义不仅在于解开特区经济持续高增长之谜，更在于特区如何整装再出发，承担起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重使命。
1979年，时任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处四队副队长的倪鹤安，和100多名队友奔赴深圳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的首批建设者。倪鹤安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炸山开路，移走蛇口五湾和六湾之间一座拦路山头。
经过商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负责施工作业的重任落在了四队身上，倪鹤安亲自按下了爆破电钮。随着第一声开山炮在蛇口响起，南粤大地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昼夜轰鸣，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开发的序幕。
从工业一路到工业九路，从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业区至今依然遗留着改革开放时的印记。蛇口虽小，但作为深圳特区先行者，这里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定额超产奖励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实现职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号召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及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实际上，早期从蛇口工业区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业，早已成长为享誉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还渗透到了深圳特区发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回忆，深交所诞生之日就冒着违规的巨大风险，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先生小孩后拿出生证”。
原来，1990年5月，深交所筹备组去北京报批开市事宜，并未领到“出生证”；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在全国率先开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才由中国人民银行补了一个“出生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针对此事问过相关决策者，其回应称，“深圳作为特区就是要胆大敢试，这样做无非面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关了；第二个就是中央把我骂一顿，允许我接着开。但无论哪种结果，都要试了再说。”
就是在如此开创性举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深化，贯穿了整个40年。
仅以住房制度改革为例，1980年，深圳开始建设东湖丽苑，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987年，深圳敲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拍卖“第一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启动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供应量。
自蛇口工业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开始，深圳特区就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的比较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港资进入，包括第一家引进来的酒店、第一座引进的加工厂等，迅速打开了特区对外开放的局面。
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特区设立之初，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超过了8000家，从业人员100万人，产品种类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以富士康为例，作为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富士康在1988年就开始在深圳设厂，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数次跃迁。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回忆称，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是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电脑接插件厂，到2004年已经逐渐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向电脑、手机等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凭借劳动力红利、大规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代工巨头”。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唐杰认为，“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区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也标志着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结束。
为培育新兴产业，深圳在“八五”计划中明确制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的目标，力主发展电子、石化、轻工、纺织、新型建材、精密机械等六大主导产业。
一个被特区传为佳话的细节是：1999年，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在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获得了关键的第一笔220万美元风险投资。而这个日后被称为“中国 科技 第一展”的技术成果交易会，成了深圳特区在新世纪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开端。
在经历了“腾笼换鸟”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后，深圳成为了“三新一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来，深圳先后出台实施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已超过3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10155.51亿元，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达到了67.3%。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从创市之初，深圳就是一个对人才开放的城市，最早打破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引全国之才、集全国之力建设。早在特区创办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家属没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论级别职务，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放弃“铁饭碗”闯荡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带着368元的养老保险金前往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久后他再次辞职，借了5000元购进一台286电脑创办了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蝶软件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1997-1999年间，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像徐少春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40年间深圳 科技 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 科技 领域的创新。”
过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于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研发部长，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
不少学者认为，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其得益于政策优势，税收优惠、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代明认为，区位论、政策论、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例如，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各地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民间 科技 企业相关规定也逐渐影响到全国，民营 科技 企业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 科技 人员兴办民间 科技 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首次提出 科技 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 科技 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表示，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 科技 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 科技 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 科技 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才为深圳高 科技 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 科技 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深圳的立法 探索 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恰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迎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不少学者对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
受访专家认为，在争当全球标杆城市的赛道上，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而持续推进制度创新、 社会 治理的现代化，这是国家赋予深圳的新使命。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 科技 创新的高地，深圳有着雄厚的发展红利和持续创造红利的能力，理应为中国方案的 探索 和供给作出贡献，相信这也是中央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所在。
郭万达表示，在40年发展过程中，深圳特区虽历经过波折，但“关键先生”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1992年，随着浦东新区设立，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特区不特论”一度甚嚣尘上，争论直到1995年还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深圳开始停止登记注册“三来一补”企业，并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把深圳建成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再次领跑全国产业结构转型。事实证明，后期全国产业转型大多借鉴了深圳改革经验。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再次将深圳推上风口浪尖，“产业外迁”一时间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深圳开始主动面对新一轮的转型，大力推动“腾笼换鸟”，在几年间甚至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转而迎来了一大批创新型 科技 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深圳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特区模式可能被别人抄袭，但特区功能不会，其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先行先试。尤其是在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三区叠加下，深圳仍要继续发挥特区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较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认为，中央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是基于深圳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积累下来的改革经验以及人才和体制优势等。
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新起点上，深圳的发展也进入新的 历史 阶段，如何继续扮演中国 科技 创新龙头的角色，再造新时期的华为、腾讯， 探索 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续的改革。
（作者：李振,王帆）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是几月几号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是8月26日，2020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40年来，深圳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诠释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也见证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大时代变革。从1980年到2020年，40载岁月，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带着热忱，奔赴深圳，一步一个脚印，见证着深圳的崛起。
特区40年新突破：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市“统筹合作”箭在弦上
2020年8月，深圳特区将迎来设立40周年。40年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排名第三的一线城市。
“小空间、大作为”
2019年，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以接近2.7万亿元紧随京沪两城排名全国第三。从1979年到2019年40年间，深圳GDP增长超过1万倍。
作为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城市，深圳的城市面积相比其他一线城市较小已经成为共识。当前，深圳全市面积1997.47平方公里，是上海的三分之一、北京的八分之一。
伴随土地资源供应紧张、城市后续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小空间、大作为”，但难持续，已经成为制约深圳今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深圳的空间确实太狭小了，所以土地就很珍贵，深圳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经济密度全国第一的奇迹，很了不起。但也应该看到，空间太小，发展到今天，深圳如果再这么小下去，对来这个城市创业的年轻人和这座城市本身都很不利。”林拓说。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近年也撰文指出，正因为土地、房地产价格高涨带来厂房租金快速增长，导致2015年前后深圳高端制造业发生大规模外迁，“加重了深圳产业空心化的风险，给未来深圳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长远发展带来重大隐患。”
2018年，“华为要搬离深圳迁往东莞”就曾引发热议，当是有分析认为正是因为深圳土地供应不足等问题才导致华为将部分部门外迁。最终华为表示总部基地将永远留在深圳。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锣密鼓进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公布满一周年，“双区”叠加下的深圳有望迎来新一波政策红利。
“大统筹、深合作”
“当时深圳作为改革 探索 的先锋，特区设立之初规模确实应该适度。”林拓说，“现在深圳面临的问题是，要扩容，但举步维艰。珠三角城市群的特点是密集型城市格局，地级市多且强市林立。”
林拓认为，“其实，路走远了，有的时候反而忘了我们为了什么而出发。理想的做法是深圳不仅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周边城市也能够更好发展。做好发挥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功能这篇大文章，既要基于行政区划，但又不能局限于行政区划，综合多种策略打好‘组合拳’，切实有效地推动跨市域的合作协同发展，具有更大的示范意义。”
林拓表示，所谓“统筹合作”，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般化的做法可能流于形式，还可能加大协调成本，实际上，要做到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充分汇聚各方面的优势、智慧与能量，相向而行，统筹发展。
但他同时提醒称，“这个统筹合作不宜理解为深圳一家独大，而是大家在共同发展、共享成果之中，推动深圳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新境界，为周边城市注入更强劲的发展新动力。”
虽然最终方案尚未确定，但其重点之一必然是统筹合作的新型利益平衡机制。财政如何分配是其中一个关键内容，林拓分析称，“不能以原来零和博弈的思维来思考了，统筹合作后必将在广东省内形成一个更为强劲的新增长极。如果说，当年深圳是改革先锋，那么，新一轮统筹合作将为全国高质量区域协同发展再树新标杆”。
无独有偶，今年6月，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浩等三人撰写的《“三区”叠加扩权赋能 探索 建设大深圳统筹合作示范区》一文。
该文提出，深圳应与周围的东莞、惠州、汕尾、河源四市统筹合作发展， 探索 “一个跨行政区域的资源统筹、功能协调、产业互补、成果共享的区域统筹合作新模式”。
其实，深圳市自身早已明确认识到相关问题的存在，深圳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的思路近年来也多次被官方提及。如在在《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年）》中，深圳官方坦言，深圳地域面积较小，发展空间和土地资源严重不足，要推进“深莞惠”和河源、汕尾“3＋2”经济圈建设。
再如，深圳市发改委对外公布的2020年工作计划提出，要协调“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参与，加快推进深圳都市圈规划编制。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则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呼吁持续深化深莞惠一体化进程， 探索 在临深区域试行统一部署、统一管理的多区联动模式。
“深莞惠汕河”
今年6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明确提出，推动广州都市圈（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清远、云浮和韶关）、深圳都市圈（包括深圳、东莞、惠州、河源和汕尾）。这是近期广东省公开文件中首次透露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的具体范围。
如果以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汕尾为“深圳都市圈”范围，2019年，深圳都市圈GDP约为42747亿元，占广东省的39.7％；常住人口约为3290万人，占广东省的28.56％；土地面积约为36312平方公里，占广东省的20.2％。
深圳、东莞、惠州、汕尾、河源五市统筹合作的发展想法也并非没有 历史 背景。
改革开放前，深圳一度归原“惠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1979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此后1988年，惠阳地区行政公署拆分为四个地级市：东莞市、河源市、惠州市、汕尾市。
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2019年深圳GDP以2.69万亿元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东莞（9482.5亿元）、惠州（4177.41亿元）经济体量分别在广东省内排名第四、第五，汕尾（1080.3亿元）、河源（1080.03亿元）则相对落后。
近日，东莞、惠州当地的两份政策文件也引发广泛讨论。东莞市政府发布“关于暂停滨海湾新区范围内各类建设行为的通告”、惠州市惠阳区则发布“关于废止相关建设用地规划控制的通告”。
校对：栾梦
深圳经济特区40年为我们孕育哪些宝贵财富？
深圳经济特区40年来，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和社会财富。首先，深圳特区的实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其次，深圳特区以其独特的管理和发展模式，将墨客和实业家聚集在一起，成为创新和创业的天堂，孕育了一批经济民营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其中华为、深圳海能达等企业成为龙头。最后，深圳特区以其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成为享誉全球的先进城市范本。这些宝贵的财富将会继续为深圳未来的发展和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深圳特区40年｜初代打工妹郑艳萍：幸运搭乘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
1979年7月，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在蛇口炸响。随着填海建港的机械轰鸣，改革的“试管”蛇口工业区，在这片起初只有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次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自此春天的气息，从南海边画就的这个“小圆圈”里飘散开来。
码头现、高楼起、百业兴，众多经济腾飞的奇迹从深圳开始，曾经的小渔村已蜕变成了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40年回眸，深圳通过蛇口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的袁庚在蛇口率先推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以及实行全员合同制等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蛇口成为了深圳乃至全国经济 社会 体制变革的先锋。
郑艳萍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初代职工，在深圳生活了近40年，是变革的亲历者也是获益者，这座城市点点滴滴的发展与成就，都保留在她的记忆中。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
1982年2月，从韶关市第一中学毕业的郑艳萍，通过韶关劳动局参加了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在蛇口工业区兴办的凯达玩具厂招聘，当时的她一心想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凯达玩具厂是当时最早入驻深圳的外资企业之一。应聘顺利完成后，郑艳萍与80多名年纪相仿的同乡女孩一起来到蛇口，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女工。
“当时的深圳是一张白纸，我预感会有更多的机会。”回忆起初来深圳时的情形，郑艳萍如是说，同时吸引她来还有另一个颇为浪漫的原因，“听说这里有海，我一直觉得海很漂亮，有一首70年代的歌叫做《假日的海滩》，那首歌我还会唱，我就想来看一看。”
初到蛇口，郑艳萍看到的是满眼荒凉，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开发区尘土飞扬，时不时还能听到炸山填海的炮声，附近只有供销社可以买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如果想要更多选择，需要骑自行车穿过荔枝林才能买到，“我们来了一个月左右就开始想家，有时会躲在被窝哭鼻子”，但好在年轻人总有办法苦中作乐，三八妇女节那天，她和其他姐妹在宿舍办起小聚会，大家穿上各自最好看的衣服，把零食凑一凑，一起唱当时流行的《甜蜜蜜》。
在工厂制作玩偶的生产流水线上，郑艳萍负责为玩偶缝制衣裳，月收入在当时来说颇丰，固定工资80元，额外多产的部分还能获得相应的超产奖金，此外还有加班费、全勤奖。最多的时候，仅加班费就超过了1000港币，这在当时国内其他地方是难以想象的，郑艳萍也由此参与了我国最早的工资制度改革“结构工资制”。
那时候，郑艳萍会有意识地将工资攒起来，年底用职工配额去买从香港进来的冰箱、彩电、洗衣机带回家，“当时周围的人都很羡慕我们家有一个在深圳打工的，可以买到海外来的‘咸水货’。”在物质消费还不甚发达的当时，她已经能从蛇口工业区的职工小卖部里买到许多“稀罕货”，有香港公仔面、午餐肉罐头、力士香皂、黑人牙刷……
不仅如此，蛇口管理委员会也是由全体职工投票选举出来的，蛇口的职工还可以分期购买工业区内的福利住房。早期蛇口所有职工婚后都可以按照入区时间等条件评分，享受对应的购房福利待遇。1990年郑艳萍购买了一套67平米的二手房，价格2.2万，自己凑齐首期8000元，剩余每月还贷480多元。
郑艳萍还记得当时国家部长级领导来工厂看望职工，与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唱歌朗诵诗篇，以及对于职工要求的福利待遇给予批示的情景。“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蛇口情节’，说的就是早期来蛇口的那群人在一起的那份感情。”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应该关注哪些女性权益”
随着工厂订单量逐渐增多，工人的工作量也直线上升，超时加班越来越频繁，与此同时，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还未完善，职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一定问题，这种情况在当时园区的其他企业中也有发生，蛇口工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凯达玩具厂工作两年后，郑艳萍被调任蛇口工会，先后于女工部、法律部工作。谈起组建与发展工会的过程，她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过渡到市场经济状态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雇佣劳资双方的问题，最理想的当然是双赢，但是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定位跟定调很重要，不能只看重雇佣方，更不能践踏职工的权益，任何一方都不能不守规矩。”
“女工出身，我知道更应该关注哪些女性权益。”有一次，郑艳萍接到关于一家食品厂的投诉，该厂女职工被车间玻璃门划伤了手臂，但工厂未对其作出工伤认定，并将矛头转向女职工与主管的争吵，认为是女职工因受负面情绪影响用力推玻璃门而致使受伤，要求其赔偿。了解到初步情况后，郑艳萍前往工厂实地调查，在此过程中，她发现那扇玻璃门原本就存在破损，只是用胶水粘着并未消除潜在隐患，基于此，郑艳萍坚决地支持受伤女工去报工伤：“工伤的界定只说工伤发生的时间段和地点段，并没有说因为吵架或者其他原因就不算了，不能受了皮肉之苦还蒙受经济损失。”
在郑艳萍看来，蛇口工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工会的一面旗帜，它不仅率先制定出招募员工不得带有歧视条件的准则，尤其针对女性职工，不得要求其结婚怀孕便主动离职，并且要求企业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必须在工会备案。当时蛇口工业区内的四五百家企业都在工会的职权范围内。
职权范围变大了，郑艳萍开始更加有意识地为自己扩充知识储备，并萌生了想考大学的念头，“我蛮喜欢写写东西的，一开始不太知道要考什么，我就考了中文系。”随后她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学习中，并顺利成为深圳大学中文系的一员。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个名叫安子的打工妹也考了进来，其创作的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于1991年开始在《深圳特区报》连载。可以说，深圳八九十年代，有热火朝天的建设，也有文学的诗情画意。庞大的打工群体中诞生了日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深圳“打工文学”。
“光会写、会说还不够，我还必须要有方法，要懂法。”工作中需要应对的各类复杂劳务纠纷，又让郑艳萍发现，法律或许是更为急需的知识。于是，在中文系学习了一年后，她又转到了法律系，随后还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
在蛇口工会的岗位上，郑艳萍一直干到了退休，期间也感受着这座城市日益完善的劳工权益保障。她认为，深圳这些年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也越来越注重专业化，以蛇口工会为例，工会每年会进行招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协助职工解决纠纷，“职工只要出现问题就可以过来，工会掏钱请专业律师来打官司”，由此形成了一种 社会 性购买服务。
“意外搭乘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我真幸运”
退休后的郑艳萍，生活丰富，和90后发烧友一起跑步健身，学习炒股，考取心理学三级、二级证书，还体验了一把做生意的乐趣。
在蛇口工会担任女工部部长期间，性格开朗的郑艳萍时常组织妇女干部们开展业余活动，或是去世界之窗玩，或是结伴逛街，一来二去与当时一家经常光顾的服装店老板熟络了起来。如今这位服装店老板已拓展起线上销售的业务，并邀请她一起加盟，郑艳萍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我的性格就是决定要做的事就要做好一点，今年2月19号是我来的深圳38周年，我想送我自己一个礼物，就是做成一个VIP的店主。”为了拓宽客源，郑艳萍主动认识了很多年轻人，有些还成为了朋友。她喜欢在家里常摆一束黄玫瑰，空闲的时候，买颗鲜木瓜、一盏甜品请朋友来家里小聚。
回顾在深圳近40年的生活，郑艳萍感恩自己的幸运。“在深圳，特别是在蛇口，我最大的财富是收获了满满的人生体验。”她记得曾经参加过的深圳市第一届交谊舞比赛、蛇口十大歌手比赛、演讲比赛等等；记得曾作为群众演员参与滕文骥导演的《锅碗瓢勺交响曲》拍摄的情形，那是一组大雨中的镜头，她被淋得浑身透湿却仍然十分开心；也记得脱掉3寸高跟鞋、换上运动鞋与驴友的每一次徒步旅行，最佳战绩是在惠州完成了10小时内60公里的徒步挑战，并前后挑战了三次。这里开发、包容，永远年轻。“我没有想到自己会搭乘上这辆改革开放的高速列车，在我心目中深圳是最好的家。”郑艳萍说。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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