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琐忆
一段青涩的枝条,在岁月的河里荡。 一串温婉的歌谣,在记忆的船上飘。 ——题记 1
背倚着一大趟青白色的平房,我站在宿舍门前向父亲挥手。看着他削瘦的身影缓缓走出空旷的操场,走上二中西面的公路,走进夕阳温柔而凄凉的余晖里……我知道,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刻开始了。
那年,我十一岁半。 东面是超长的平房,两间一个门洞,共有十几间教室。南面是一栋刷成黄色的三屋教学楼,西面毗邻公路,北面是红砖砌成的围墙,中间合围着一个诺大的操场。这就是我即将就读的中学——二中。
一个人细细打量周围的景致时,并没有太多的新鲜和欣喜,也不觉得陌生。仿佛一切都很自然。
后来回想,也许小学毕业考了第一名,成为小镇唯一被县中录取的学生,对我来说,是件塞翁失马的事。若干年后,母亲仍耿耿于怀其中的得得失失。然而,在当时,谁知道呢?反正是来了。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坐在解放车后面的大板上,跟同行的几个上高中的哥哥姐姐们是说说笑笑的,还时不时调皮一下。把脑袋靠在车的后厢板上时,父亲急道:“快抬起来,别磕了头!”
车上就有哥哥笑着打趣:“是啊,这可是将来上大学的脑袋啊!”
于是一车的人都笑了起来,我也笑,未褪的童音清脆甜美。
秋天的阳光是明亮的,两旁的林子郁郁苍苍。车两侧的树一棵棵向后倒去,发出呼呼的声音。风明明是欢笑着驰过的,为什么,云却流过淡水似的忧伤? 2
那趟平房可真长!两间教室一个门洞,大概有七八个门洞吧?最南边的门洞,靠南的一间教室,做了女生宿舍,从初一到高三的女生全都住在里面。
除了门口的一小块空地,四围靠墙都是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我进去的时候,铺上大多已经铺好了被褥,褥子上面,蒙着五颜六色的塑料布。
父亲四下瞅瞅,将我的行李放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上。可能他觉得那个角落会比较安全些吧?然而正是这个紧挨着大窗户的位置,一冬过去,给我带来多年苦痛难言的肾炎。
来二中前,户口和粮油关系是我独自一人去签转的。记得上小学时,也是我自己拿着户口薄去报名,母亲一直锻炼我到哪儿都敢开口,到哪儿都敢办事的勇气和能力,却从没教我梳过头。
编那两条细长的麻花辫,竟成了独立生活最早遇到的麻烦事。 第一天,是邻床的高姐姐给梳的。 第二天,是瓦镇的尹姐姐给梳的。 第三天,是圆脸的李姐姐给梳的。 第四天,我自己动手。
很多天了,左边的一条,怎么也不肯驯顺地伏在脑后,一动就会翻过来。踢键子的时候,随着动作,辫子翻得就更明显。有同学眼尖嘴快:“哎!你们看她又编了条大反辫子!”于是引来许多人转到我身后看,一通指指点点,嘻嘻哈哈。
再有人喊我踢键子,便不去了。
我穿了一条墨绿色的长裤,不小心膝上刮开了一条两寸长的口子。跟人借了针线胡乱地缝,是那种缝被子的粗白线,用最笨拙的平针手法,来来回回地缝,针脚还走得挺密。因是自作聪明穿在身上缝的,以为身体可以撑着起绷框的作用。晚上脱衣服时,才发现外裤跟秋裤已连在了一起,只好将秋裤剪了一个洞。
而那条密密实实的白线,就象一条大白虫子伏在我的腿上。一走一动时,宛如活了一般,在绿地上蜿蜒爬动。 3 大地一天天变凉了,月亮的脸盘一晚比一晚苍白。
早餐经常是大头菜汤和馏黑面包。泛着酱油色的大头菜汤,总是温吞吞的。面包虽然有些酸,但是刚出锅热腾腾软乎乎的还挺好吃。
出了宿舍门,往左一拐,就看见锅炉房了,锅炉房的东面就是食堂。
吃晚饭时,天已经黑了。锅炉房顶烟囱的黑色轮廊很清晰地画在深蓝色的天幕上,鼓风机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清冷的空气里,飞着细碎的火星末儿。就觉得清冷的晚风里,有了微微的暖意。
食堂里光线很暗,晚上的灯更是昏黄。北面的窗格子里,常有墙根脚的风哧溜哧溜地钻进来。
开始的几年,食堂没有桌椅,大家买完饭回宿舍吃。食堂里有几张大圆桌面,竖着叠放在靠墙的一侧,中间腾出一片空荡荡的地面。饭还没开,来早了的女生,就在空地中踢键子。如有了男生面带着不屑,却又时不时扫上几眼,女生就更加踢得欢,声音喳乎得更加响。
大家都用银白色的铝制饭盒,里面放一把勺子,摇起来叮叮当当直响。
只有两个窗口,买饭时男生站一队女生站一队。晚饭一般是大馇子干饭,菜常常是炒大白菜,或者只有大头菜汤。窗口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阿姨接了饭票,把饭盒朝里一推,高喊:“四两一个菜!”或“八两一个汤!”女生一般四两足够了,男生大多要六两或八两。
那时候,可真能吃!
最里面的一个瘦师傅打饭,外面一个胖师傅打菜或汤。饭盒再由窗口的阿姨传到学生手上。
后来,食堂的桌子支起来,却没有凳子。一张大圆桌围了十几个人,都站着吃。男生常会暗暗较着劲儿,比谁吃得快。吃完后很胜利地把勺子啪啦一声扔到饭盒里,喀嚓一声扣上饭盒盖,然后很英雄气地扬长而去。
人多的时候,吃饭时心里总是慌慌的,好象谁会抢了饭盒里的饭菜似的。总是自然而然地吃得很快。席间有个男生吃饭速度超级快!记得那个男生喜欢穿脏兮兮的又薄又短的黄棉军袄,不系扣,腰间系一根绳子。下面穿一条大肥军裤,走起路来一付趾高气扬、旁若无人的样子。那时候,一片规规矩矩的或蓝或绿的中山装中,那种打扮,
在那时,大概是自我感觉有些酷的吧!
到了冬天,女生无一例外地穿着粉红的、桔黄的袄罩,翻出用勾针勾成的各种花样的棉线假领。食堂里左边的一队,虽然是一片黯淡的深蓝墨绿,好在右面的一队,能嫔纷出一片妩媚的亮色来。
排在买饭的队伍中时,常常会想,如果住宿生全是男生,该有多沉闷啊!尤其在绿叶褪尽的冬天。
从食堂出来,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不知什么时候刮着一块破布,在风中噼噼啪啪地抖,好象一只飞不动的大鸟,拍打着受伤的翅膀。 4
二中那几年一到冬天,就会在操场上浇冰场。用雪堆在操场沿跑道划出一圈,一层层地洒上水,天寒地冻,就成了真正的天然冰场。
体育室的冰鞋象两辆小车,绑在穿着胶皮兀氇的脚上。如果绑不紧,经常没滑两下就掉了。然而能滑上几下,仍然是兴致勃勃的。飘着小雪的时候,冰上特别滑。摔了一个又一个跟头,身上沾满了白花花的雪末。爬起来大笑,背上潮漉漉的,鼻子嗓子却透着清凉凉的舒爽。
吃过晚饭,三三两两地去冰上玩儿。天早黑了,夜幕温柔地笼罩着校园,宿舍的窗格中透出黄色的光,温暖而亲切。走近了,才看得清冰上的人影,有一种温馨而又苍凉的气流弥漫在天地间,让人心里又快乐又忧伤。
大地冻硬了的时候,雪温柔地铺过来。所以并不感觉那么低的温度有多严酷。天地间也不是一片肃杀。被雪包围的县城好象一个童话。因为习惯和适应,所以从小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对生活环境的欣赏,而不是抱怨。
所以,当我床铺右侧紧邻的大玻璃窗上长满霜花时,我裹紧了被子,从霜花中看到的是长着各种树的森林,还有弯弯的河道、形态奇异的花朵……霜花的世界,丰富、奇异而美丽。
宿舍中间方形的大铁炉上,晚饭后封了炉,里面的火炭正好可以烤土豆片,甜香弥漫时,舍友们三三两两地围着大铁炉炉,或站或坐,有说有笑地从铁皮盖上拈土豆片吃。睡觉前,大大小小的黑棉兀氇和白毡鞋垫在炉盖子上挤得满满的,连铁皮烟道绑铁丝的地方都插满了鞋垫。
夜里,暖气哧哧着送来时,一屋子五十多个女生们正睡得酣甜。
还没到最冷的时候。 霜花越上越厚,远远看上去就象我家后山的那片雪野,白茫茫一片,再也看不出树丛与河流来时,三九天招乎也不打地就来了。
宿舍里的暖气片偏偏在最冷的时候漏气了,也可能是白天冻裂的。一团团白色的雾气在宿舍里缭绕,湿润着面庞也湿润着被褥。乐天派的女生们嘻嘻哈哈地戏谑着:“看哪!我们飘在云朵里了,大家都成了仙女啦!”
早晨醒来的时候,被面都泛上了一层白花花的霜。
以后的日子,暖气白天晚上地漏气。晚上睡觉前,把铺在褥子上的塑料布掀开,得抖落上面的白霜,哗哗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溜床檐边,清霜遍地。那句著名的唐诗此时可以改成“床前地上霜,疑是明月光”了。
当天偷懒没倒掉的半盆洗脸水,第二天早晨拿出来一看,已经冻成结结实实的冰了。若时间来得及,就把盆子放在炉上化。起来晚了来不及化了,干脆把昨晚热水袋里的水浇在上面,胡乱洗把脸就去上学了。
水太冷了!常常洗完脸手背还是干的。
冬天,天总是早早地就黑了。吃完晚饭也就五、六点钟的样子。常常有人伸出一个手指头,在面前一晃,问:“去不去一号?”
一号就是厕所,在教学楼西面。从宿舍出去,要穿过整个大操场,不约上三五个人,是不敢单独去的。
晚上八九点上铺休息,早上七点多起床。十多个小时,蜷在冷硬如铁的被窝里,紧紧地抱着越来越凉的热水袋。 5 开往山上的火车一天只有一趟,是早上四点多钟的车。冬天的凌晨,睡得正香,被学姐们喊起来,胡乱穿上衣服,拎起包裹,头不梳,脸也不洗,睡眼蒙胧地跟着学姐们往外走,一出门,北风袭来,浑身激棱一下,从头到脚的睡意就全被激跑了。
天还是黑蒙蒙的,月芽儿的小脸冻得发白,星星恨不得钻进云的被子里接着睡。
有一次,几个初中的小女生,嚷嚷着要在火车站过夜,说怕第二天早晨万一起迟了误了火车点。高中的大姐们坚决不肯,说怎么会起不来?有我们叫你们怕什么。可是小女生们铁了心要住车站,我是其中的一个。其实心里明知道有大姐姐们叫,绝对不会起迟,可还是坚持要去车站,一是早晨实在怕起,二是对住车站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那个寒冷的夜晚,五、六个小女生在车站的椅子躺了坐,坐了躺,好不容易捱过了一晚,后背被光硬的椅子硌得又酸又疼。
以后再也不在车站过夜了!大家嘟囔着。
第二天早晨学姐们背包罗伞地来到车站时,笑着揶揄我们:“怎么样啊?睡的?怎么一个个都胖头肿脸的?”
我们争先恐后地说:“挺好的挺好的!站里暖气可足了,一点也不冷。哎呀,睡得可真香!”说着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
学姐们心知肚明,撇撇嘴一乐。
挤上火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问过去:这座有人吗?那座有人吗?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个座位一直坐到家。人多的时候,只好在过道或车厢连接处站着。是慢车,车厢里常有人吞云吐雾,烟气和着各种人身上的气味,浊气熏人,我宁肯站在车门旁,在车窗厚厚的白霜上用指甲划一笔回头鸟。
窗外的白风从铁盖旁的缝隙里钻进来,有透骨的寒凉。
火车在瓦镇只停留两分钟,有时列车员忘了掀扶梯上的盖子,就只好从一米多高的车门边直接跳到站台上去。有一次我摔倒了,疼得喘不上气,想哭。不过只咧了咧嘴,没哭出来,因为哭了也没人听见,何况一张嘴吸了冷气进来,会呛咳嗽的。
站台上有好几条铁轨,常常在客车的另一面,一列运材车挡住了去路。绕过去要多走很多路,常常图省事,左右望望,然后一躬身,很利落地从车肚子底下钻了过去。
从车站到家步步是山岗,天黑风冷,一路无人。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地响。
快到家的时候,小狼狗阿黑会跳过柈垛,欢叫着跑过来迎我。摇着尾巴,两条前腿在我的鞋上、裤角上抓来抓去,不住地哼哼着,一会儿用嘴咬我的鞋带,一会儿用脑袋蹭我的腿。
每个星期天,家里的门都是虚掩着的。拔开顶门的桦木杠,轻轻一推,大门吱呀一声开了。
穿过院子,走到外屋拚命擂门,大叫着:“爸!妈!开门啊!”
进了屋,拿起笤帚扫掉鞋上的雪,用毛巾胡乱擦擦流海上的霜,赶忙把快冻僵的手放在火墙上烤。
母亲问:“冷吧?快脱了鞋,上炕焐焐。”我摇摇头,若无其事地应着:“不冷。”说着从提包里拿出用省下的饭钱给弟弟妹妹买的面包。
四岁的小妹在被窝里就伸出手直喊:“姐,姐,给我一个!”
带着冷气的面包,清新而甜美,要不然,小妹咋吃得那么香呢? 6
初二的时候,那栋三层的小白楼终于交付使用了。我们从平房大宿舍搬到了楼里。一个宿舍八个人,上下铺。我被分在201室2号铺,靠门的上床。
一楼住男生,二楼住女生,三楼住教职工。
虽然楼里没有卫生间,水房也设在楼下宿舍楼跟教学楼的夹缝里,然而不管怎么样,条件比以前是好多了,暖气片都是新崭崭的!
每个宿舍都发了两只红色的塑料桶,一只用来盛干净水,一只用来倒洗漱水。
我不喜欢在宿舍里吃饭,也不喜欢在宿舍里洗脸刷牙。经常大早晨端了脸盆、牙具到楼下水房接水,然后就蹲在水房外面的空地上洗漱。
早晨的风一阵阵吹来,地上的黑泥又软又凉,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欣喜中又带点惆怅似的。
住一楼的男生大多跑到水房洗脸,有的人连脸盆也不拿,打开水龙头,用手掌接几捧水,胡乱在脸上抹几下,然后把嘴凑到水龙头底下,咕嘟咕嘟喝几口水,鼓起嘴巴漱几下,朝空地上水枪般一通扫射,然后抬起袖子在脸上随便一擦,早晨的洗漱便宣告结束,大可扬长而去,直奔食堂了。
多年以后,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镜头。那些穿着老蓝色、军绿色涤卡中山装的男生,在我心里,他们的形象如此生龙活虎、英气洒脱,那是群真正的男孩子。
我们称管宿舍的人为管理员,后来一个体态微胖、脾气时而温和时而暴躁的管理员扭转了我们对管理员的称谓,他要我们称他老师,尽管他是军人出身,并没上过讲台。
X老师严厉得狠,把军队的某些强硬作风也搬到学校来,不听话的男生会挨他的耳光。居说很少有男生没挨过他的打,越是顽劣的男生越是被打得凶。不过他用这套方法倒也把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把调皮的男生们管得服服贴贴。
X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记得一楼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常有他出的规定、通知之类。比如:不许把饭菜带进宿舍吃,不许随地乱倒脏水等。
脏水的“脏”他常写成繁体字“髒”,骨字旁加一个葬字,一看到那个字我就有些毛骨悚然,联想到乱坟岗上埋葬的一堆死人骨,还发着森白的磷光。于是经过大黑板时我往往会加快脚步,一溜小跑上了楼梯。
对X老师的很多作风,我不以为然,心里也不很买他的帐。我的应对方法是从不做一丝一毫违反规定的事,见面时言行恭敬有礼,却带着他绝对能感觉到的有意拉开距离的冷淡和不卑不亢。
对于个别喜欢向他讨好献媚的女生,我一向不屑地嗤之曰:奴性!
常常有些女生会在我犀利的目光中自惭形秽,并且暗暗有些恨我。这是高中毕业以后同学告诉我的。
大多数女生们喜欢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一起去吃饭,一起去打水,一起上厕所……
我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一向独往独来,从不结伴。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大学毕业。这当中也有个别女生喜欢粘在我身边,然而最终都因跟不上我的速度而自动离去。
初二是我逆反心理最严重的一年,我自已都弄不明白那年我是怎么了,反正是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想骂他两句、踢他两脚。
初二下学期,我的言行越来越与舍友们格格不入,最后,跟六位舍友都分别打了一架,只剩下最后一个为人谦和厚道的舍长没闹翻时,心想,留这一个干什么呢?于是找个理由把她也给得罪了。这下宿舍八个人,有七个不跟我讲话了,我当时居然感觉挺好。每天高昂着头,象只骄傲的大公鸡一样,目中无人地进出宿舍。 “自命清高、骄傲……”这都是中学同学对我的评价中常使用的字眼,而那时不知天高地厚、浮浅无知的我听了居然还很得意。
我一向认为自己聪明,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的评价更加重了我的良好感觉。
那年新添了几何、物理两门课。为了进一步向别人证实自己天资不错,我把这两门需要动脑筋的课学得极好。几乎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几何总能用好几种方法解题,而且附加的难题也能做出来。物理期中期末考试基本没低过九十八分,好几次还是满分。
教几何的是位年轻的女老师,就住在小白楼的三层。我去她的宿舍问过题目,有好几次见她用煤油炉煮面条吃。
我当了几何课代表,是意料中的事。
我历史、地理、政治都学得极差,记忆中,仅仅在初二有一位教地理的中年女老师课讲得很棒,可惜没教我们几天,此外,好象没有哪个老师的课对我有吸引力。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在应付,所以考试前划复习范围,只要肯背复习题就一定能得高分。我觉得这是老师的一种手段,课讲得不好,又怕学生考试成绩太差,所以用划复习题的办法糊弄学生、家长和领导。
我偏偏不配合,一道复习题也不肯背。所以几乎每次考试我的历史地理政治都挂红灯。
而很多同学却能拿九十以上的高分。我觉得他们跟老师合谋了!心里很有些忿忿不平。还曾激愤地扬言道:别看我现在史地成绩不好,将来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肯定比你们强得多!
我外语也极差。
除了颤音发得很好,并且运用得极好之外,在外语上我始终没有一丝一毫值得称耀之处。从初一到高三我外语考试几乎就没及格过,唯一一次及格居然是高考得了76分,天知道,那可是我咬着牙拚了一年的努力结果。
教外语的是一位长相俊气、性格腼腆的男老师,我不太服他。总觉得他班级管理不得力,也不是很负责任。居说要考到北京进修,所以精力大多花在自己的事情上。
有一次因为没回答上提问,他把我叫到黑板前站着,语气温和地评了我一通,说:“你脑袋这么好使,只要用点功,怎么可能学不好呢?”
我眼泪汪汪地高仰着头,瞅着白茫茫的天花板,心里暗暗下着决心。然而我还是用不了功,也学不好。对于没兴趣的东西,我没法强迫自己硬着头皮学。
我觉得外语就是死记硬背,凡是需要记忆的课我一概称之为死记硬背。我那时偏激地认为,这些课都是为笨人得高分好提高名次设置的,我不屑于讨好这些课。
读初三时,新增了一门课——化学。
教化学的老师姓杨,刚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是个多才多艺的大学生。瘦高的个子,戴一幅眼镜,开口常能唐诗宋词,虽文质彬彬,打起乒乓球来却生龙活虎。面相不算英俊,却另有一种魅力,虽然长了满脸的青春痘。他课讲得相当好,我也学得相当不错!以至于中考时居然考了全校最高分。
那年学校分来一批下基层的齐师院毕业生,都是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给学校带来了许多活力和生气。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批教师,还能记起他们的样子,仿佛早春清新的空气里,绿叶哗哗直响的白杨树映着温暖灿烂的阳光。 7
宿舍楼三层,楼梯右边是教职工宿舍,左边是一间超大的自修室,面积相当于10间八人小宿舍。我读初三的时候,那间一直未用的自修室改成了毕业班女生宿舍,初三和高三的女生都住在那里,铁架子的上下铺,约十几张断开一个小过道,总共住了能有近百号人。
这次我被分在北边靠过道的下铺,几乎没有光线,铺上一天到晚黯淡无光。晚上伏在叠起来的被子上写作业时,本子上落着深深的一大片阴影。
冬天,北面的窗上,依然结着厚厚的一坨白霜,我依然喜欢用指甲在上面画一笔回头鸟,喜欢默默地站在窗前,从窗缝透进的风中,耐心地等待着、倾听着春天的消息。
初三的时候,我跟舍友们在表面上关系缓和多了,然而心里却越加冷傲,从不参于她们的纸牌游戏,更不会跟她们小声议论班上的男同学,甚至在衣着打扮上也不愿意跟她们穿得一样,我宁肯穿得象个不讲究的男孩子。
我会下围棋,却一直不会打牌,也不会打麻将,连最简单的打法也不会。并不全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打麻将俗气,下围棋高雅,我就是学不会打麻将,一直都学不会,奇怪的是,围棋一学就会。
在近八十多人的大宿舍,在喧哗热闹的人群里,我莫名其妙地一天比一天感到孤独,好象跟谁都无话可讲。我觉得自己跟大家不是一类人,常常用冷眼看着或穿梭往来、嬉笑打闹,或伏案用功、喃喃诵读的舍友们,心里充满悲凉之感。
就是那年,我开始写日记,把一切所思所想跟日记倾诉,好象日记是我唯一值得信赖的朋友,这个习惯一直保留至今。也是从那年开始,我喜欢读哲学书籍,对庄子一见倾心。只是那时流于浮浅,最多抄几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这样的句子。略略开始读有所悟时,已到了高三。
课间十分钟我必定出去散步,校园西北角有数棵小叶杨,我最喜欢去那里。那些杨树何时返青,何时抽芽,叶子何时更绿一层,何时变黄何时飘落……我都一清二楚。
晚上的时候我喜欢跃上双杠,坐在上面呆呆地望星空,一望就望很久,有时望着望着,眼泪就流下来。北方森林里的星空,太过浩瀚深邃,纯净无染,能量太过巨大,有时令人难以承受。
到了周日,如果不回家,我常常一个人去校园东面的呼玛河畔溜达,采来野花野草,夹在日记本里。
从食堂东面的角门出去,走不多远,就到了大坝。大坝下面,是呼玛河的一条支流,河水冰凉清澈,河中卵石清晰可见。河上架一座小木桥,对岸苍山隐隐,草木青青。
高一下学期,一个早春的下午,我举着一束春意盎然的柳花,跟我最好的朋友瑶瑶准备踏冰而过,回到对岸的学校赶上第三节课时,一脚踩塌浮冰,两人一同掉进冰冷刺骨的河里,幸亏我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冰排,瑶瑶则死死抱住我,我们大声呼救,引来岸上一个骑自行车路过的年轻人用一根桦木将我们拉上岸,大难不死。事后想,如果是天黑无人,岂不要把小命丢在呼玛河里?
那个青年瘦高的个子,好象穿了一身旧蓝的工作服。当时因为匆忙,只说了声谢谢,就一路衣裤滴滴哒哒、鞋子咕咕唧唧地胡乱闯进坝上的一户人家,拧掉棉衣棉裤里沉重无比的水,再重新穿上回到宿舍。那户人家里当时只有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在家,老人家看着我们当时的狼狈样不住地概叹,还端来两杯热水。
时隔多年,我一直记得这两位恩人,却已无从寻找报答。
回到学校后,好友一直羞于提起此事。我却四处张扬,这等糗事居然也能被我演变成英雄事迹。
在大坝上我曾从车轮前救起过一个小孩。大货车急刹而止。我夹着孩子滚到路边,站起身时放下孩子,自已若无其事拍拍身上灰尘,面无表情地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的,脸色苍白的司机身边扬长而过。
当时自我感觉极酷。车开走后却捂着狂跳的心口,眼前发黑,险些晕倒。
如果说英雄事迹,这事倒能沾上点边,然而我却始终未跟任何人提及。 8
我自幼贪睡,读初中时个子开始窜,营养却跟不上,越发贪睡起来,且睡相极差。经常把胡乱扔在被子上面的衣服、枕头旁边的书本……踢蹬得满地都是。大宿舍里不知有多少人帮我捡起过掉在地上的东西。舍友香菜调皮,有一次趁我睡熟时,在我上铺的木板底下用红粉笔写了几个字——“昏睡百年”。
有一天我醒来,一抬眼看见这几个字,大吼一声坐起来道:“国人渐已醒!”
吓了周围人一跳。
《霍元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电视剧,“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正是里面主题歌里的一句。
我原本胆小,不敢独自待在空房间里,不敢独自走夜路,不敢用手直接摘菜叶上的青虫,眼泪也很不值钱……
这一切从十三四岁起发生彻底改变。
或许骨子里原本就有,或许是某件事情的激发。总之,开始窜个子的时候,一股壮怀激烈的英雄气也自胸中酝酿积淀。
我开始对所有的女性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来自内心深层的普遍同情,仿佛背负了几千年来所有女性的沉重悲伤,这悲伤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心里总是说不上来的疼痛,并从此开始了我一生对所有女子的友爱,从此我只跟小男人打过架,再也没跟任何女子为敌过。
于是,舍友不敢走夜路的,我会主动请缨去送,然后大着胆子独自回程。天晚不敢单独去1号的,我愿意陪同。罐头启不开的,拿过来!我帮忙启。只用一把不锈钢的小勺或一把小刀,三下两下就启开了。行李打不动的,叫我!我来,动作绝对娴熟到位,行李打得绝对结实成形。
我跟舍友们的关系渐渐变得友好,然而在当时,我的友好中仍带着距离。
快中考的时候人人都在赶夜车,抓紧复习功课。我却始终悠哉优哉,或昏睡百年,或河边散步,或痴望星空。
结果区重点自然没考上,其实原本我也没打算考,不过是家里人的意思。我仍继续在二中读高中,虽然考分没超出录取分数线多少,让母亲抹了把冷汗。我心里的感觉是二中必然能上的,不管我复习得怎样,考了多少。我那时已经开始有些心不在焉,不很把学习当回事。学习不过是样技能,有些大事要想清楚才是最重要的。然而究竟是些什么大事,我自己也不很明白。只是懵懵懂懂地觉得,人这一辈子,知识是学不完的,功课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中考时最后一门是生物,考完后出来,只见外面正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昏地暗,雨下得极有气势。这雨很合我的心意,于是欣喜地奔入雨中,张开双臂欢呼,在雨中跳跃狂喊,一路奔腾。全然不顾街头屋下避雨的人们诧异的目光,我相信他们一定以为我是个疯子。
雨水如江决堤,哗哗地泼在身上,片刻就浇透了头发和衣服,鞋子里也灌满了沉甸甸的雨水。我根本不躲避,也不逃跑,一路高声颂扬着高尔基的《海燕》、李白的《将时酒》、《行路难》……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雨中一小时的潇洒,代价却是七天的感冒。当晚就发了高烧,说了一夜的胡话。第二天头痛欲裂,每走一步路都像踩在棉花上。打了三天的针,吃了一星期的药才好。母亲叹道:“这孩子咋精不精傻不傻的呀?真没招。”
其实我天生体质并不算好,幼时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没少折腾家里人。只是身体灵活,上蹦下跳,看起来精神抖擞。七岁时跟随一位老师习武,身手越发敏捷自如。
小时候时我时常拿爬仓房做练习,从拌垛、竖起的手推车、仓房边的树等几处上下渠道,以最快的速度爬上跳下。没人跟我比,也没人看着我,我自己跟自己较劲。还有爬树,大地那边的响杨、白桦,都是很好的爬树对象。我对自己说:“敌人来了,快!”于是摩拳擦掌,登门上高。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躲在仓房上,门背后,常常自己跟自己玩得满头大汗,兴趣盎然。
到二中后,教学楼门前竖着高高的软梯、铁杠,秋千。我拿软梯练习,一开始只能攀到十几梯,然后一天天往上加高,并且在心中暗暗数着数,自己鼓励着自己。直到有一天我毫不费力攀到最上面,并且骑在最顶端的横杠上。那时我有一种俯瞰的傲然,仿佛骑在高头大马上一般威风凛凛。
滚笼是高中以后才添置的,原本是军队里训练平衡用的。站在里面四肢成大字顶立,滚起来后做三百六十度圆周旋转,越旋越快,四周并无任何保护。如果站不稳,掉下来能摔得头破血流。
开始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丝怯意的,然而终于能玩得灵活自如,颇有一种成就感。有时会禁不住在女同学面前炫耀,然而那时已有不少女生心中暗暗将我开除于女生之列,并不以跟我并驾齐驱为荣。
读高一的时候,我索性将长发剪掉,理成短得不能再短的运动头。一天到晚穿一套宽松肥大的蓝色运动服,踩一双白色运动鞋。或者穿红白相间的T恤,配蓝色牛仔裤。那种打扮对身体不构成任何约束,加上心里老是莫名其妙有一种想飞的冲动,于是很自然地连走路都成了跳跃状。
直到大学毕业,基本上就没有过好好走过路。离淑女状越来越远,无法挽回。
或许因为更多地表现出了勇敢、豁达的一面。有过女生对我半真半假、软语温存:你若是男孩子我嫁给你。
天大的误会!其实我一直都是女子,从未有过偏离。我也从不想以冒充的面貌挤进男生队伍。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女性比男性进化得更完美、更先进,是更高级的灵类。 9
高二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理科,一是因为舍不得数学和物理。二是因为总觉得文科过于单薄,好象把自己一生压在上面不太保险。三是因为当时只有数理化学不好的学生才读文科,我觉得与他们为伍是一种耻辱。
其实当时我数理化几门课,每次考试分数都已经低得让老师吃惊了。所有的科目中只有语文始终遥遥领先。有很多同学,甚至我的化学老师(高中时我是化学课代表)都以为我把精力用于学语文了,所以其它功课掉了下来,实在是一种误解,我在语文上从来没多用过半分力气。
当时教语文的是新分来的一位年轻女老师,姓王。刚刚二十出头,朝气蓬勃,很有才气。我听她的课很自然地不走神。但下课后我从不碰语文书,更不做有关语文的习题。那时我已经开始看各种名著了,语文课本所涉及的内容,不过是我所读的厚书中的一个选段,或是作者文集中的一个篇章。考试第一个交卷并且拿最高分,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
数学和物理掉队,我自己也有些奇怪,但并不着急,并且任由着分数一落再落。甚至干脆不听课了,上课的时候低头在课桌下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几本书,里面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多年以后我说起还头头是道,全是那两年一目十行的结果。
对于数学和物理,我有足够的自信,只要从头补,很快就能撵上来。
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眼睛已经近视很长时间了,黑板上的数字符号都是看得模模糊糊的,我居然近视了两年而不自知!
高三的时候我开始自己补数学、物理和外语,两年的课程基本上是自学的,而外语则从初一的起点补起。
代数补得不是很理想,解析几何原本就是我的强项,不用补。物理补得不错。电磁学和光学部分我掌握得尤其好。做电磁学的习题时,我很快做出,并且打着手势讲给同学听。常有女同学嗔羡交加地使劲打我的手,叫道:“真气人!怎么你这只手摆来摆去这么灵巧呢?”
她们是说电磁学的左右手定则运用。其实那跟手灵不灵巧根本没关系,完全是空间思维的结果,我做题的时候,根本用不着摆弄手,在头脑里想就行了。
下死心补外语时,才发现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难,而教外语的赵老师对我那些低级提问也极有耐心,想想我竟然问了她那么多她讲过多遍的常识问题,而她解答时毫无半点烦躁之情,而是极耐心极认真,便不禁有些羞愧,同时也心存感激。
初中时我政治一直极差,高中学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时居然对政治感起兴趣来,并且每堂课后都准备着一堆疑问。教政治的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常穿一件黑呢中山装,有好几次他被我问得无法自圆其说,频频抹额上的汗,显得有些仓皇狼狈。我疑心里他其实未必尽信他自己讲的东西。
高一时教历史的是个老头,又黑又瘦,满脸皱纹。我喜欢在下面偷偷给老师画漫画像,历史老师是最上镜的一位。老头讲的课内容我全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经常跟我们回忆六零年挨饿的情景,说:“一进食堂门,稀溜一大盆”。我就记得他说这句话的样子,辛酸而又带着点滑稽。
而那时太阳的影子正爬过桌缝中竖着的笔,我正悄悄计算着下课的时间,因为我也饿了。
从初一到高一我历史几乎没及格过,最低一次是十八分,成为全家人的笑柄。然而历史一向喜欢开人的玩笑,多年以后我居然在专业之外又拿了张历史专业的文凭,还居然在讲台上给别人上了七年的历史课。
我还有低于十八分的成绩,是生理卫生,我考了零分。是期末考试,我交了一张白卷。因为试卷发下来后发现没几道题是自己会的,心想与其在考场上苦熬时间,不如去大坝踏雪看河。于是在试卷上大大方方签了名字,众目睽睽之下,一脸傲然,交了白卷,开门扬长而去。
考试从不屑于打小抄,监考再松我也不抄,哪怕全考场人都作弊。我觉得作弊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林肯说:“人到了四十岁就要为自己的面相负责”。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初三时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内在的东西经过长时间积累会在面相上反映出来,有的人一身气象光明,必然坦荡爽朗;有的人一脸灰暗委琐,定然卑鄙龌龊。我要做一个襟怀胆荡,磊落高洁的人。”
中学几年,我好象心里一直充满愤闷,于惶恐不安中又伴着莫名的激动,说不上来的感觉。好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寻找,又不很清楚要找什么,也什么都找不到。学习对于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整个中学时代我都没跟男同学说过一句话,甚至都没对哪个男生多瞅一眼,所以男女生间的青涩感情跟我毫不沾边。 10
这座群山环抱的小城,每年六月都会召开一次
全县运动会。在综合商场北面的大运动场上举行,所有的中小学、企事业代表队都参加,人山人海,规模浩大。仅开幕式就相当精彩、壮观。一队队代表队走过主席台,一个接一个团体操进行表演。
彩旗飘飘,鼓声阵阵,号声嘟嘟。在蓝天白云艳阳下,成为我中学时代不多的一抹亮丽回忆。
我是学校军鼓队的成员。穿了藕荷色镶两道白芽边的短裙,配白衬衫,戴宽边白凉帽,白手套,白袜,白鞋。红边的鼓,栓了红绸带的鼓棒。
四十个同样打扮的初中女生站成四队,鼓声如急雨,噼啪抖落,四十双穿着雪白鞋袜的脚齐刷刷地踏着绿茵茵的草坪,八十支红飘带在春风中飞舞。鼓队前面彩旗如云,号声嘹亮。
多年以后,经过小学校园时,哪怕是不成调的小号声,无节奏的鼓声,也能把我带回那段岁月,那个如清悦的鸽哨划过晴空,明媚的阳光下鲜花盛开的美好时节。
运动会一般持续两天半的样子。
中午的时候有装水桶、医药、桌椅的卡车返校,几个眼明手快的住宿生会翻进卡车后面的敞篷厢里,免去烈日下沙路上一小时的辛苦。住宿生哪有几个有自行车的呢?
有好几次我都碰巧赶上了卡车,奇怪的是,好象每次里面都坐着几个高年级的男同学,几乎没有过女同学跟我同路,她们都哪去了?
那几天通校生都不用来,直接从家到运动场就行。老师们也不来。住宿生有不少住亲戚家或同学家。
卡车进入学校,几个男生跳下车转瞬间就跑没影了。
我走在校园里,只觉一片寂廖空旷,空荡荡的操场上,有淡青色的烟在阳光下斜飘成一幅抖动的纱,校园西北角的小叶杨在热风中哗哗地响,火辣辣的太阳下,有一种明亮的忧伤,热烈而刻骨,让人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似乎很享受那种感觉。
去食堂吃饭的人明显减少。当我拎着饭盒,走近食堂,闻到熟悉的饭菜的香味,听到嗡嗡的鼓风机的响声,看到烟囱里火星儿乱舞,见到食堂里瘦瘦的老张头、胖胖的李师傅、满脸雀斑的刘大嫂时,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悲凉而欣喜,仿佛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回来,连步履都有些踉跄。 11
校园小叶杨林东边不远处,洼地中躺着一块大青石,我经常盘腿坐在上面望天发呆。有时看蓝空中一团团云急急地赶路,有时看身畔驰过的一场又一场的风。
北方的天空高旷而纯净,高空中风劲极大,所以云常常走得很疾,并且变幻着各种形状。我始终认为,风是有影有形的,只要你细细感受它,它就会向你显示出本来的面目。
有些风欢乐,没心没肺地刮过去再也不刮回来;有些风忧伤,低低地哀哀地啜泣,象受了什么委屈;有些风温柔,轻轻地拨弄你的发丝,抚摸着你的后背;有些风暴躁,一遍遍撞着墙,擂着树,怒吼着象一头正发脾气的狮子……
有一天下午,阳光很暖和,我坐在大青石上抬头跟天上的云说话,说着说着就昏了过去。醒来时已是晚色微凉,校园里暮烟缭绕,树林中有一棵最挺拔最英气的小叶杨是我的好友,它正满含关切,在风中摇响树叶,轻轻呼唤着我。
莫名其妙地休克,从六岁以来,之于我已是常事。不多的时候会自动醒来,除了后脑勺有些酸痛外,别无大碍。
校园里那株杨树、那块大青石、围墙角下的那株小草、天空中的那朵云、夜晚的星星、吹过的一场风、飘落的一阵雨……都是我的朋友。我喜欢跟它们絮絮地说话,坦诚地交心。有了它们我会觉得那种让人如同置身于荒野中的孤独感得以舒缓。
是的,就是那种孤独感!无论你跟多少人在一起,无论多热闹的场景也排潜不掉的孤独感!空落无依,蚀人心骨。有时沉重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有时悲伤得让人想放声大哭,有时却又有一种即伤怀又温柔的美感,让人享受。
很多年以后我在南京一家展览馆入口处见到一块黑黝黝的山峦一般的灵壁石,相视的霎那我几乎昏了过去,醒来时泪水涟涟。那块石头,仿佛我们似曾见过,前世曾是知已。夜晚我能听到它日日呼唤我的声音。
隔着夜色,它穿越展馆,穿过马路,破墙而入,赴我的相约。那夜月光如银,风清云静,我独坐窗前,静静等待。床上熟睡着我的小女儿,家中再无旁人。
它静静潜来之时,天地忽然间混然为一体,万物都已分辩不清。我只觉心潮温暖激动,是悲凉与欣喜交加的感觉,仿佛在那一刻死去我也愿意。它走后我睁开双眼,已是泪流满面。
人有时候跟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场风,都是要有缘才能相识的。不是你见到它,就代表你认识它。
有很多东西,它深层的内部,没有一定的机缘,你是无法进入的。你听过大树的笑或哭吗?我在六岁的时候听过,那时我真切地感受到树的生命跟我是一样的,它能听懂我说的话,我也懂它的,以后便再也无缘。 12
高三时,小白楼已容不下越来越多的住宿生,于是所有高三的住宿生全都搬到大青房后面的新宿舍住。
新宿舍是一栋红砖青瓦的J型平房,靠门的外面十几间住男生,里面十几间住女生。我们那间宿舍恰好在拐角处,一堵砖墙紧欺着窗外,严严实实挡住了所有的光,白天不开灯如同夜晚,门不开气味都无处逃逸。
除了晚上回来睡觉,我基本上不在宿舍里待。饭盒放在食堂新装的碗柜里,中午直接从教室去食堂吃饭。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出去后,一直到晚上在教学楼里上完晚自习才回来。
新宿舍隐在大青房后面,座落于荒草之中,很是安静。长长的走廊通向南面一扇小木门,门口有一口井。装了压把,冰凉的井水哗哗地流出来,我们就在那里接水洗漱。
是六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起床后端着脸盆去井边打水。井边寂静无人,井台上一只旧水桶里,插着一大捧野芍药和百合花,明亮灿烂地盛开着,粉白的、火红的滚着晶莹露珠的花瓣,在早晨清凉的风里微微颤动。
就在一霎那,我被美击中,几乎愣住了。这么早,是谁从山野中采来这束美丽的鲜花,让早晨的空气都荡漾着芬芳?
刚刚走出污浊黑暗的屋子,呼吸着室外早晨清新的空气,看着这束鲜洁的野花,仿佛从地狱来到天堂,心中溢满澄明与感动。
那束带露的野花,从此一直在我的记忆中盛开,永不衰败。
吃完早饭回宿舍拿书时,舍友从男生宿舍那边过来,手里扬着一束花,正是早晨水桶里的那束。我扭过脸去,拿了书,都不向那花正眼一瞧。
我已将美收藏。之后的花,是早已被我提走精华的残枝败叶。 13
教室在教学楼东头,一大间教室,两面都是大窗户,极为宽敞明亮。
晚上两节课后,通校生都离校回家。几个住宿生常常会留下来继续看书,九点钟后离开,因为宿舍十点半准时锁门熄灯。
我坐第一排靠窗的位置,木制的课桌是深绿色的,上面墨迹斑斑,刀痕累累。桌面中间有一条缝隙,自左下朝右上蜿蜒而过。我常将那条缝隙想象成一条河,而我时常化身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人儿,跳到桌上,坐在河边听风生水起。有时自顾傻傻地笑起来,同桌投来的目光中带着莫明的惊诧。
左面是银灰色的暖气片。有时教室里空无一人,暖气哧哧响的时候,外面的寒风从窗缝里透进来,冷暖气相遇,有化雨的清凉落在心头,窗外明明是白雪皑皑的寒冬,我却分明听到了春的消息。那是一种撩得人心里激动中又带着一丝悲伤的感觉,酸涩而又甜蜜。
高三那年的腊月十七,我过十七岁生日。晚自习后,我将十七根火柴棍插在课桌中的“河”上,想象中那十七根火柴是我船队的桅杆,我将十七根桅杆点燃,十七朵火焰在夜色中的教室里闪亮。我坐在一旁静静地微笑,仿佛看见我的船队浩浩荡荡驶过大江,奔向辽阔的海洋,心里面有一种华贵的满足。
有时整栋教学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打更的老头早已将大门锁紧。我关了教室里所有的灯,举着腊烛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阴冷和黑暗从走廊尽头滚滚涌来,让人禁不住浑身打一个冷战。
那种害怕的感觉也很让人享受,因为能激起作战的斗志,和为自己的勇气庆功的激情。
我知道哪扇窗子是虚掩的,哪个插销轻轻一拔就可以打开。每次我从窗台轻盈地跳到雪地上时,感觉自己象一只张开了翅膀的大鸟,在寒冷的黑夜里自由飞翔,而满天,都是带霜的星光。
有一次我失算了,所有的窗子都插得很紧,并且在外面钉死了。那次我敲掉了一块窗玻璃,从一格窗中挤身出去,居然平安落地。
要拐好几个弯才能回到宿舍,路上经过锅炉房,脚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响声,伴着锅炉房呜呜的声音,还有卷着雪末的风声,汇成一曲北方冬夜的绝唱。却只有一弯月芽儿倚在落光了叶子的杨树枝上,伴我倾听。
在宿舍我很少看书,最多写写日记。我的舍友们常常秉烛夜读,连衣服也不脱。我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功,睡眠不足会事倍功半,所以从不加入夜读的队伍。舍友烛光下背书解题时,我在深沉的梦里睡得正酣。
从小到大睡眠质量一直相当好。睡前翻几页闲书,然后头一挨枕便会睡着,始终都是深层次的睡眠,连梦也很少做。
我的梦大多是白天做的,所谓白日梦。
不想听课的时候我会把满满一教室的人头想象成一群被封了嘴的鸭子,而老师是戴了一顶草帽的农夫,正撑着船吆喝鸭子下河。而下课铃声则象一阵风,把鸭子嘴上的封条吹得象雪花飘散,立时所有的鸭子一齐呱呱大叫起来,险些把房盖顶翻。每当那个时候我会嘿嘿地乐起来,乐得前后左右桌的同学莫明其妙。
曾有一位同桌,是个浓眉大眼的漂亮女生,喜欢看琼瑶小说,经常伤感而忧郁,跟她的浓眉大眼不很相称。她总是惊奇我为什么整天快乐,常常没来由地笑得很开心。
她走不到我的想像中去,所以不明白。我也不跟她说,有些事是讲不清楚的。
如果我告诉她,有时我会坐在一只苍蝇的翅膀上,嗡嗡叫着地从全班同学的头上飞过,她能信吗?
如果我告诉她,有时我会变成隐身人走到黑板前,把一个粉笔字改写,而老师皱着眉前后左右看了半天也弄不明白,只好拿起黑板擦,擦了重写,而这正是我捂嘴偷笑的原因,她能懂吗?
有时她叫我好几声我都没有听见,我这种时候太多了,几乎所有跟我打过交道的同学都会奇怪,那么大的叫声我怎么会听不见。
其实那时候我可能正与陶渊明荷锄采菊东篱下,也许正跟曹孟德青梅煮酒论英雄呢。
中学时代是我白日梦最多的季节,可能是因为那时我的确有些寂寞。
成年以后,有很多事到来时我一点也不惊奇,因为我早已在想象中经历过了。 尾声
有很多年,我无数次做过一个相同的梦,就是梦见我已经考上南京这所大学了,因为不满意所学的专业,又回二中补习。马上就要高考了,可是我一门都没复习好,肯定肯定还没上回考得好,而家里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供我读书了。每每一惊,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大学宿舍里,抚着胸口,暗自庆幸只是一个梦。
南去的列车把我的中学时代远远抛在了大山里面。我逃一样离开那片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心里知道大山再也斩不断我眺望远方的目光,黑土地再也系不住我展翅高空的梦想。
有很多年,梦里我都怕回去。怕一进入大山我就再也出不来。
又过了很多年,梦里我哭着回到那片开满土豆花的大地,回到那片长满青松和白桦的大森林,我知道走得再远我的根还是深深种在那里,永远无法真正离开。
离家住校的那段岁月,如同人生的一条河道,无论丰盈还是干涸,我的生命之水都曾流经那里,是绕不过去,也无法抹掉的一段记忆。
隔了十几年、几千里地的时空,回过头再看时,那段混沌未开、黯淡无光的岁月,如同青涩的酸梅,在回忆的咀嚼中,津然生凉,在舌根下汇成清亮的一潭,于酸涩之余让人品出一丝略苦的甘味,因了酸涩与苦涩,那几乎无法察觉的一丝甘甜,反而越发让人回味无穷。
写于2002年
注:所有图片均为家乡好友冰雪拍摄
在那时,大概是自我感觉有些酷的吧!
到了冬天,女生无一例外地穿着粉红的、桔黄的袄罩,翻出用勾针勾成的各种花样的棉线假领。食堂里左边的一队,虽然是一片黯淡的深蓝墨绿,好在右面的一队,能嫔纷出一片妩媚的亮色来。
排在买饭的队伍中时,常常会想,如果住宿生全是男生,该有多沉闷啊!尤其在绿叶褪尽的冬天。
从食堂出来,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不知什么时候刮着一块破布,在风中噼噼啪啪地抖,好象一只飞不动的大鸟,拍打着受伤的翅膀。 4
二中那几年一到冬天,就会在操场上浇冰场。用雪堆在操场沿跑道划出一圈,一层层地洒上水,天寒地冻,就成了真正的天然冰场。
体育室的冰鞋象两辆小车,绑在穿着胶皮兀氇的脚上。如果绑不紧,经常没滑两下就掉了。然而能滑上几下,仍然是兴致勃勃的。飘着小雪的时候,冰上特别滑。摔了一个又一个跟头,身上沾满了白花花的雪末。爬起来大笑,背上潮漉漉的,鼻子嗓子却透着清凉凉的舒爽。
吃过晚饭,三三两两地去冰上玩儿。天早黑了,夜幕温柔地笼罩着校园,宿舍的窗格中透出黄色的光,温暖而亲切。走近了,才看得清冰上的人影,有一种温馨而又苍凉的气流弥漫在天地间,让人心里又快乐又忧伤。
大地冻硬了的时候,雪温柔地铺过来。所以并不感觉那么低的温度有多严酷。天地间也不是一片肃杀。被雪包围的县城好象一个童话。因为习惯和适应,所以从小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对生活环境的欣赏,而不是抱怨。
所以,当我床铺右侧紧邻的大玻璃窗上长满霜花时,我裹紧了被子,从霜花中看到的是长着各种树的森林,还有弯弯的河道、形态奇异的花朵……霜花的世界,丰富、奇异而美丽。
宿舍中间方形的大铁炉上,晚饭后封了炉,里面的火炭正好可以烤土豆片,甜香弥漫时,舍友们三三两两地围着大铁炉炉,或站或坐,有说有笑地从铁皮盖上拈土豆片吃。睡觉前,大大小小的黑棉兀氇和白毡鞋垫在炉盖子上挤得满满的,连铁皮烟道绑铁丝的地方都插满了鞋垫。
夜里,暖气哧哧着送来时,一屋子五十多个女生们正睡得酣甜。
还没到最冷的时候。 霜花越上越厚,远远看上去就象我家后山的那片雪野,白茫茫一片,再也看不出树丛与河流来时,三九天招乎也不打地就来了。
宿舍里的暖气片偏偏在最冷的时候漏气了,也可能是白天冻裂的。一团团白色的雾气在宿舍里缭绕,湿润着面庞也湿润着被褥。乐天派的女生们嘻嘻哈哈地戏谑着:“看哪!我们飘在云朵里了,大家都成了仙女啦!”
早晨醒来的时候,被面都泛上了一层白花花的霜。
以后的日子,暖气白天晚上地漏气。晚上睡觉前,把铺在褥子上的塑料布掀开,得抖落上面的白霜,哗哗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溜床檐边,清霜遍地。那句著名的唐诗此时可以改成“床前地上霜,疑是明月光”了。
当天偷懒没倒掉的半盆洗脸水,第二天早晨拿出来一看,已经冻成结结实实的冰了。若时间来得及,就把盆子放在炉上化。起来晚了来不及化了,干脆把昨晚热水袋里的水浇在上面,胡乱洗把脸就去上学了。
水太冷了!常常洗完脸手背还是干的。
冬天,天总是早早地就黑了。吃完晚饭也就五、六点钟的样子。常常有人伸出一个手指头,在面前一晃,问:“去不去一号?”
一号就是厕所,在教学楼西面。从宿舍出去,要穿过整个大操场,不约上三五个人,是不敢单独去的。
晚上八九点上铺休息,早上七点多起床。十多个小时,蜷在冷硬如铁的被窝里,紧紧地抱着越来越凉的热水袋。 5 开往山上的火车一天只有一趟,是早上四点多钟的车。冬天的凌晨,睡得正香,被学姐们喊起来,胡乱穿上衣服,拎起包裹,头不梳,脸也不洗,睡眼蒙胧地跟着学姐们往外走,一出门,北风袭来,浑身激棱一下,从头到脚的睡意就全被激跑了。
天还是黑蒙蒙的,月芽儿的小脸冻得发白,星星恨不得钻进云的被子里接着睡。
有一次,几个初中的小女生,嚷嚷着要在火车站过夜,说怕第二天早晨万一起迟了误了火车点。高中的大姐们坚决不肯,说怎么会起不来?有我们叫你们怕什么。可是小女生们铁了心要住车站,我是其中的一个。其实心里明知道有大姐姐们叫,绝对不会起迟,可还是坚持要去车站,一是早晨实在怕起,二是对住车站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那个寒冷的夜晚,五、六个小女生在车站的椅子躺了坐,坐了躺,好不容易捱过了一晚,后背被光硬的椅子硌得又酸又疼。
以后再也不在车站过夜了!大家嘟囔着。
第二天早晨学姐们背包罗伞地来到车站时,笑着揶揄我们:“怎么样啊?睡的?怎么一个个都胖头肿脸的?”
我们争先恐后地说:“挺好的挺好的!站里暖气可足了,一点也不冷。哎呀,睡得可真香!”说着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
学姐们心知肚明,撇撇嘴一乐。
挤上火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问过去:这座有人吗?那座有人吗?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一个座位一直坐到家。人多的时候,只好在过道或车厢连接处站着。是慢车,车厢里常有人吞云吐雾,烟气和着各种人身上的气味,浊气熏人,我宁肯站在车门旁,在车窗厚厚的白霜上用指甲划一笔回头鸟。
窗外的白风从铁盖旁的缝隙里钻进来,有透骨的寒凉。
火车在瓦镇只停留两分钟,有时列车员忘了掀扶梯上的盖子,就只好从一米多高的车门边直接跳到站台上去。有一次我摔倒了,疼得喘不上气,想哭。不过只咧了咧嘴,没哭出来,因为哭了也没人听见,何况一张嘴吸了冷气进来,会呛咳嗽的。
站台上有好几条铁轨,常常在客车的另一面,一列运材车挡住了去路。绕过去要多走很多路,常常图省事,左右望望,然后一躬身,很利落地从车肚子底下钻了过去。
从车站到家步步是山岗,天黑风冷,一路无人。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地响。
快到家的时候,小狼狗阿黑会跳过柈垛,欢叫着跑过来迎我。摇着尾巴,两条前腿在我的鞋上、裤角上抓来抓去,不住地哼哼着,一会儿用嘴咬我的鞋带,一会儿用脑袋蹭我的腿。
每个星期天,家里的门都是虚掩着的。拔开顶门的桦木杠,轻轻一推,大门吱呀一声开了。
穿过院子,走到外屋拚命擂门,大叫着:“爸!妈!开门啊!”
进了屋,拿起笤帚扫掉鞋上的雪,用毛巾胡乱擦擦流海上的霜,赶忙把快冻僵的手放在火墙上烤。
母亲问:“冷吧?快脱了鞋,上炕焐焐。”我摇摇头,若无其事地应着:“不冷。”说着从提包里拿出用省下的饭钱给弟弟妹妹买的面包。
四岁的小妹在被窝里就伸出手直喊:“姐,姐,给我一个!”
带着冷气的面包,清新而甜美,要不然,小妹咋吃得那么香呢? 6
初二的时候,那栋三层的小白楼终于交付使用了。我们从平房大宿舍搬到了楼里。一个宿舍八个人,上下铺。我被分在201室2号铺,靠门的上床。
一楼住男生,二楼住女生,三楼住教职工。
虽然楼里没有卫生间,水房也设在楼下宿舍楼跟教学楼的夹缝里,然而不管怎么样,条件比以前是好多了,暖气片都是新崭崭的!
每个宿舍都发了两只红色的塑料桶,一只用来盛干净水,一只用来倒洗漱水。
我不喜欢在宿舍里吃饭,也不喜欢在宿舍里洗脸刷牙。经常大早晨端了脸盆、牙具到楼下水房接水,然后就蹲在水房外面的空地上洗漱。
早晨的风一阵阵吹来,地上的黑泥又软又凉,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欣喜中又带点惆怅似的。
住一楼的男生大多跑到水房洗脸,有的人连脸盆也不拿,打开水龙头,用手掌接几捧水,胡乱在脸上抹几下,然后把嘴凑到水龙头底下,咕嘟咕嘟喝几口水,鼓起嘴巴漱几下,朝空地上水枪般一通扫射,然后抬起袖子在脸上随便一擦,早晨的洗漱便宣告结束,大可扬长而去,直奔食堂了。
多年以后,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镜头。那些穿着老蓝色、军绿色涤卡中山装的男生,在我心里,他们的形象如此生龙活虎、英气洒脱,那是群真正的男孩子。
我们称管宿舍的人为管理员,后来一个体态微胖、脾气时而温和时而暴躁的管理员扭转了我们对管理员的称谓,他要我们称他老师,尽管他是军人出身,并没上过讲台。
X老师严厉得狠,把军队的某些强硬作风也搬到学校来,不听话的男生会挨他的耳光。居说很少有男生没挨过他的打,越是顽劣的男生越是被打得凶。不过他用这套方法倒也把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把调皮的男生们管得服服贴贴。
X老师写得一手好字。记得一楼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常有他出的规定、通知之类。比如:不许把饭菜带进宿舍吃,不许随地乱倒脏水等。
脏水的“脏”他常写成繁体字“髒”,骨字旁加一个葬字,一看到那个字我就有些毛骨悚然,联想到乱坟岗上埋葬的一堆死人骨,还发着森白的磷光。于是经过大黑板时我往往会加快脚步,一溜小跑上了楼梯。
对X老师的很多作风,我不以为然,心里也不很买他的帐。我的应对方法是从不做一丝一毫违反规定的事,见面时言行恭敬有礼,却带着他绝对能感觉到的有意拉开距离的冷淡和不卑不亢。
对于个别喜欢向他讨好献媚的女生,我一向不屑地嗤之曰:奴性!
常常有些女生会在我犀利的目光中自惭形秽,并且暗暗有些恨我。这是高中毕业以后同学告诉我的。
大多数女生们喜欢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一起去吃饭,一起去打水,一起上厕所……
我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一向独往独来,从不结伴。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大学毕业。这当中也有个别女生喜欢粘在我身边,然而最终都因跟不上我的速度而自动离去。
初二是我逆反心理最严重的一年,我自已都弄不明白那年我是怎么了,反正是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想骂他两句、踢他两脚。
初二下学期,我的言行越来越与舍友们格格不入,最后,跟六位舍友都分别打了一架,只剩下最后一个为人谦和厚道的舍长没闹翻时,心想,留这一个干什么呢?于是找个理由把她也给得罪了。这下宿舍八个人,有七个不跟我讲话了,我当时居然感觉挺好。每天高昂着头,象只骄傲的大公鸡一样,目中无人地进出宿舍。 “自命清高、骄傲……”这都是中学同学对我的评价中常使用的字眼,而那时不知天高地厚、浮浅无知的我听了居然还很得意。
我一向认为自己聪明,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的评价更加重了我的良好感觉。
那年新添了几何、物理两门课。为了进一步向别人证实自己天资不错,我把这两门需要动脑筋的课学得极好。几乎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几何总能用好几种方法解题,而且附加的难题也能做出来。物理期中期末考试基本没低过九十八分,好几次还是满分。
教几何的是位年轻的女老师,就住在小白楼的三层。我去她的宿舍问过题目,有好几次见她用煤油炉煮面条吃。
我当了几何课代表,是意料中的事。
我历史、地理、政治都学得极差,记忆中,仅仅在初二有一位教地理的中年女老师课讲得很棒,可惜没教我们几天,此外,好象没有哪个老师的课对我有吸引力。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在应付,所以考试前划复习范围,只要肯背复习题就一定能得高分。我觉得这是老师的一种手段,课讲得不好,又怕学生考试成绩太差,所以用划复习题的办法糊弄学生、家长和领导。
我偏偏不配合,一道复习题也不肯背。所以几乎每次考试我的历史地理政治都挂红灯。
而很多同学却能拿九十以上的高分。我觉得他们跟老师合谋了!心里很有些忿忿不平。还曾激愤地扬言道:别看我现在史地成绩不好,将来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肯定比你们强得多!
我外语也极差。
除了颤音发得很好,并且运用得极好之外,在外语上我始终没有一丝一毫值得称耀之处。从初一到高三我外语考试几乎就没及格过,唯一一次及格居然是高考得了76分,天知道,那可是我咬着牙拚了一年的努力结果。
教外语的是一位长相俊气、性格腼腆的男老师,我不太服他。总觉得他班级管理不得力,也不是很负责任。居说要考到北京进修,所以精力大多花在自己的事情上。
有一次因为没回答上提问,他把我叫到黑板前站着,语气温和地评了我一通,说:“你脑袋这么好使,只要用点功,怎么可能学不好呢?”
我眼泪汪汪地高仰着头,瞅着白茫茫的天花板,心里暗暗下着决心。然而我还是用不了功,也学不好。对于没兴趣的东西,我没法强迫自己硬着头皮学。
我觉得外语就是死记硬背,凡是需要记忆的课我一概称之为死记硬背。我那时偏激地认为,这些课都是为笨人得高分好提高名次设置的,我不屑于讨好这些课。
读初三时,新增了一门课——化学。
教化学的老师姓杨,刚从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是个多才多艺的大学生。瘦高的个子,戴一幅眼镜,开口常能唐诗宋词,虽文质彬彬,打起乒乓球来却生龙活虎。面相不算英俊,却另有一种魅力,虽然长了满脸的青春痘。他课讲得相当好,我也学得相当不错!以至于中考时居然考了全校最高分。
那年学校分来一批下基层的齐师院毕业生,都是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给学校带来了许多活力和生气。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批教师,还能记起他们的样子,仿佛早春清新的空气里,绿叶哗哗直响的白杨树映着温暖灿烂的阳光。 7
宿舍楼三层,楼梯右边是教职工宿舍,左边是一间超大的自修室,面积相当于10间八人小宿舍。我读初三的时候,那间一直未用的自修室改成了毕业班女生宿舍,初三和高三的女生都住在那里,铁架子的上下铺,约十几张断开一个小过道,总共住了能有近百号人。
这次我被分在北边靠过道的下铺,几乎没有光线,铺上一天到晚黯淡无光。晚上伏在叠起来的被子上写作业时,本子上落着深深的一大片阴影。
冬天,北面的窗上,依然结着厚厚的一坨白霜,我依然喜欢用指甲在上面画一笔回头鸟,喜欢默默地站在窗前,从窗缝透进的风中,耐心地等待着、倾听着春天的消息。
初三的时候,我跟舍友们在表面上关系缓和多了,然而心里却越加冷傲,从不参于她们的纸牌游戏,更不会跟她们小声议论班上的男同学,甚至在衣着打扮上也不愿意跟她们穿得一样,我宁肯穿得象个不讲究的男孩子。
我会下围棋,却一直不会打牌,也不会打麻将,连最简单的打法也不会。并不全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打麻将俗气,下围棋高雅,我就是学不会打麻将,一直都学不会,奇怪的是,围棋一学就会。
在近八十多人的大宿舍,在喧哗热闹的人群里,我莫名其妙地一天比一天感到孤独,好象跟谁都无话可讲。我觉得自己跟大家不是一类人,常常用冷眼看着或穿梭往来、嬉笑打闹,或伏案用功、喃喃诵读的舍友们,心里充满悲凉之感。
就是那年,我开始写日记,把一切所思所想跟日记倾诉,好象日记是我唯一值得信赖的朋友,这个习惯一直保留至今。也是从那年开始,我喜欢读哲学书籍,对庄子一见倾心。只是那时流于浮浅,最多抄几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这样的句子。略略开始读有所悟时,已到了高三。
课间十分钟我必定出去散步,校园西北角有数棵小叶杨,我最喜欢去那里。那些杨树何时返青,何时抽芽,叶子何时更绿一层,何时变黄何时飘落……我都一清二楚。
晚上的时候我喜欢跃上双杠,坐在上面呆呆地望星空,一望就望很久,有时望着望着,眼泪就流下来。北方森林里的星空,太过浩瀚深邃,纯净无染,能量太过巨大,有时令人难以承受。
到了周日,如果不回家,我常常一个人去校园东面的呼玛河畔溜达,采来野花野草,夹在日记本里。
从食堂东面的角门出去,走不多远,就到了大坝。大坝下面,是呼玛河的一条支流,河水冰凉清澈,河中卵石清晰可见。河上架一座小木桥,对岸苍山隐隐,草木青青。
高一下学期,一个早春的下午,我举着一束春意盎然的柳花,跟我最好的朋友瑶瑶准备踏冰而过,回到对岸的学校赶上第三节课时,一脚踩塌浮冰,两人一同掉进冰冷刺骨的河里,幸亏我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冰排,瑶瑶则死死抱住我,我们大声呼救,引来岸上一个骑自行车路过的年轻人用一根桦木将我们拉上岸,大难不死。事后想,如果是天黑无人,岂不要把小命丢在呼玛河里?
那个青年瘦高的个子,好象穿了一身旧蓝的工作服。当时因为匆忙,只说了声谢谢,就一路衣裤滴滴哒哒、鞋子咕咕唧唧地胡乱闯进坝上的一户人家,拧掉棉衣棉裤里沉重无比的水,再重新穿上回到宿舍。那户人家里当时只有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在家,老人家看着我们当时的狼狈样不住地概叹,还端来两杯热水。
时隔多年,我一直记得这两位恩人,却已无从寻找报答。
回到学校后,好友一直羞于提起此事。我却四处张扬,这等糗事居然也能被我演变成英雄事迹。
在大坝上我曾从车轮前救起过一个小孩。大货车急刹而止。我夹着孩子滚到路边,站起身时放下孩子,自已若无其事拍拍身上灰尘,面无表情地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的,脸色苍白的司机身边扬长而过。
当时自我感觉极酷。车开走后却捂着狂跳的心口,眼前发黑,险些晕倒。
如果说英雄事迹,这事倒能沾上点边,然而我却始终未跟任何人提及。 8
我自幼贪睡,读初中时个子开始窜,营养却跟不上,越发贪睡起来,且睡相极差。经常把胡乱扔在被子上面的衣服、枕头旁边的书本……踢蹬得满地都是。大宿舍里不知有多少人帮我捡起过掉在地上的东西。舍友香菜调皮,有一次趁我睡熟时,在我上铺的木板底下用红粉笔写了几个字——“昏睡百年”。
有一天我醒来,一抬眼看见这几个字,大吼一声坐起来道:“国人渐已醒!”
吓了周围人一跳。
《霍元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电视剧,“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正是里面主题歌里的一句。
我原本胆小,不敢独自待在空房间里,不敢独自走夜路,不敢用手直接摘菜叶上的青虫,眼泪也很不值钱……
这一切从十三四岁起发生彻底改变。
或许骨子里原本就有,或许是某件事情的激发。总之,开始窜个子的时候,一股壮怀激烈的英雄气也自胸中酝酿积淀。
我开始对所有的女性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来自内心深层的普遍同情,仿佛背负了几千年来所有女性的沉重悲伤,这悲伤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心里总是说不上来的疼痛,并从此开始了我一生对所有女子的友爱,从此我只跟小男人打过架,再也没跟任何女子为敌过。
于是,舍友不敢走夜路的,我会主动请缨去送,然后大着胆子独自回程。天晚不敢单独去1号的,我愿意陪同。罐头启不开的,拿过来!我帮忙启。只用一把不锈钢的小勺或一把小刀,三下两下就启开了。行李打不动的,叫我!我来,动作绝对娴熟到位,行李打得绝对结实成形。
我跟舍友们的关系渐渐变得友好,然而在当时,我的友好中仍带着距离。
快中考的时候人人都在赶夜车,抓紧复习功课。我却始终悠哉优哉,或昏睡百年,或河边散步,或痴望星空。
结果区重点自然没考上,其实原本我也没打算考,不过是家里人的意思。我仍继续在二中读高中,虽然考分没超出录取分数线多少,让母亲抹了把冷汗。我心里的感觉是二中必然能上的,不管我复习得怎样,考了多少。我那时已经开始有些心不在焉,不很把学习当回事。学习不过是样技能,有些大事要想清楚才是最重要的。然而究竟是些什么大事,我自己也不很明白。只是懵懵懂懂地觉得,人这一辈子,知识是学不完的,功课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中考时最后一门是生物,考完后出来,只见外面正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昏地暗,雨下得极有气势。这雨很合我的心意,于是欣喜地奔入雨中,张开双臂欢呼,在雨中跳跃狂喊,一路奔腾。全然不顾街头屋下避雨的人们诧异的目光,我相信他们一定以为我是个疯子。
雨水如江决堤,哗哗地泼在身上,片刻就浇透了头发和衣服,鞋子里也灌满了沉甸甸的雨水。我根本不躲避,也不逃跑,一路高声颂扬着高尔基的《海燕》、李白的《将时酒》、《行路难》……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雨中一小时的潇洒,代价却是七天的感冒。当晚就发了高烧,说了一夜的胡话。第二天头痛欲裂,每走一步路都像踩在棉花上。打了三天的针,吃了一星期的药才好。母亲叹道:“这孩子咋精不精傻不傻的呀?真没招。”
其实我天生体质并不算好,幼时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没少折腾家里人。只是身体灵活,上蹦下跳,看起来精神抖擞。七岁时跟随一位老师习武,身手越发敏捷自如。
小时候时我时常拿爬仓房做练习,从拌垛、竖起的手推车、仓房边的树等几处上下渠道,以最快的速度爬上跳下。没人跟我比,也没人看着我,我自己跟自己较劲。还有爬树,大地那边的响杨、白桦,都是很好的爬树对象。我对自己说:“敌人来了,快!”于是摩拳擦掌,登门上高。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英雄,躲在仓房上,门背后,常常自己跟自己玩得满头大汗,兴趣盎然。
到二中后,教学楼门前竖着高高的软梯、铁杠,秋千。我拿软梯练习,一开始只能攀到十几梯,然后一天天往上加高,并且在心中暗暗数着数,自己鼓励着自己。直到有一天我毫不费力攀到最上面,并且骑在最顶端的横杠上。那时我有一种俯瞰的傲然,仿佛骑在高头大马上一般威风凛凛。
滚笼是高中以后才添置的,原本是军队里训练平衡用的。站在里面四肢成大字顶立,滚起来后做三百六十度圆周旋转,越旋越快,四周并无任何保护。如果站不稳,掉下来能摔得头破血流。
开始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丝怯意的,然而终于能玩得灵活自如,颇有一种成就感。有时会禁不住在女同学面前炫耀,然而那时已有不少女生心中暗暗将我开除于女生之列,并不以跟我并驾齐驱为荣。
读高一的时候,我索性将长发剪掉,理成短得不能再短的运动头。一天到晚穿一套宽松肥大的蓝色运动服,踩一双白色运动鞋。或者穿红白相间的T恤,配蓝色牛仔裤。那种打扮对身体不构成任何约束,加上心里老是莫名其妙有一种想飞的冲动,于是很自然地连走路都成了跳跃状。
直到大学毕业,基本上就没有过好好走过路。离淑女状越来越远,无法挽回。
或许因为更多地表现出了勇敢、豁达的一面。有过女生对我半真半假、软语温存:你若是男孩子我嫁给你。
天大的误会!其实我一直都是女子,从未有过偏离。我也从不想以冒充的面貌挤进男生队伍。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女性比男性进化得更完美、更先进,是更高级的灵类。 9
高二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理科,一是因为舍不得数学和物理。二是因为总觉得文科过于单薄,好象把自己一生压在上面不太保险。三是因为当时只有数理化学不好的学生才读文科,我觉得与他们为伍是一种耻辱。
其实当时我数理化几门课,每次考试分数都已经低得让老师吃惊了。所有的科目中只有语文始终遥遥领先。有很多同学,甚至我的化学老师(高中时我是化学课代表)都以为我把精力用于学语文了,所以其它功课掉了下来,实在是一种误解,我在语文上从来没多用过半分力气。
当时教语文的是新分来的一位年轻女老师,姓王。刚刚二十出头,朝气蓬勃,很有才气。我听她的课很自然地不走神。但下课后我从不碰语文书,更不做有关语文的习题。那时我已经开始看各种名著了,语文课本所涉及的内容,不过是我所读的厚书中的一个选段,或是作者文集中的一个篇章。考试第一个交卷并且拿最高分,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
数学和物理掉队,我自己也有些奇怪,但并不着急,并且任由着分数一落再落。甚至干脆不听课了,上课的时候低头在课桌下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几本书,里面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多年以后我说起还头头是道,全是那两年一目十行的结果。
对于数学和物理,我有足够的自信,只要从头补,很快就能撵上来。
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眼睛已经近视很长时间了,黑板上的数字符号都是看得模模糊糊的,我居然近视了两年而不自知!
高三的时候我开始自己补数学、物理和外语,两年的课程基本上是自学的,而外语则从初一的起点补起。
代数补得不是很理想,解析几何原本就是我的强项,不用补。物理补得不错。电磁学和光学部分我掌握得尤其好。做电磁学的习题时,我很快做出,并且打着手势讲给同学听。常有女同学嗔羡交加地使劲打我的手,叫道:“真气人!怎么你这只手摆来摆去这么灵巧呢?”
她们是说电磁学的左右手定则运用。其实那跟手灵不灵巧根本没关系,完全是空间思维的结果,我做题的时候,根本用不着摆弄手,在头脑里想就行了。
下死心补外语时,才发现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难,而教外语的赵老师对我那些低级提问也极有耐心,想想我竟然问了她那么多她讲过多遍的常识问题,而她解答时毫无半点烦躁之情,而是极耐心极认真,便不禁有些羞愧,同时也心存感激。
初中时我政治一直极差,高中学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时居然对政治感起兴趣来,并且每堂课后都准备着一堆疑问。教政治的老师是个戴眼镜的老头,常穿一件黑呢中山装,有好几次他被我问得无法自圆其说,频频抹额上的汗,显得有些仓皇狼狈。我疑心里他其实未必尽信他自己讲的东西。
高一时教历史的是个老头,又黑又瘦,满脸皱纹。我喜欢在下面偷偷给老师画漫画像,历史老师是最上镜的一位。老头讲的课内容我全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经常跟我们回忆六零年挨饿的情景,说:“一进食堂门,稀溜一大盆”。我就记得他说这句话的样子,辛酸而又带着点滑稽。
而那时太阳的影子正爬过桌缝中竖着的笔,我正悄悄计算着下课的时间,因为我也饿了。
从初一到高一我历史几乎没及格过,最低一次是十八分,成为全家人的笑柄。然而历史一向喜欢开人的玩笑,多年以后我居然在专业之外又拿了张历史专业的文凭,还居然在讲台上给别人上了七年的历史课。
我还有低于十八分的成绩,是生理卫生,我考了零分。是期末考试,我交了一张白卷。因为试卷发下来后发现没几道题是自己会的,心想与其在考场上苦熬时间,不如去大坝踏雪看河。于是在试卷上大大方方签了名字,众目睽睽之下,一脸傲然,交了白卷,开门扬长而去。
考试从不屑于打小抄,监考再松我也不抄,哪怕全考场人都作弊。我觉得作弊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林肯说:“人到了四十岁就要为自己的面相负责”。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初三时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相信内在的东西经过长时间积累会在面相上反映出来,有的人一身气象光明,必然坦荡爽朗;有的人一脸灰暗委琐,定然卑鄙龌龊。我要做一个襟怀胆荡,磊落高洁的人。”
中学几年,我好象心里一直充满愤闷,于惶恐不安中又伴着莫名的激动,说不上来的感觉。好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寻找,又不很清楚要找什么,也什么都找不到。学习对于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整个中学时代我都没跟男同学说过一句话,甚至都没对哪个男生多瞅一眼,所以男女生间的青涩感情跟我毫不沾边。 10
这座群山环抱的小城,每年六月都会召开一次 全县运动会。在综合商场北面的大运动场上举行,所有的中小学、企事业代表队都参加,人山人海,规模浩大。仅开幕式就相当精彩、壮观。一队队代表队走过主席台,一个接一个团体操进行表演。
彩旗飘飘,鼓声阵阵,号声嘟嘟。在蓝天白云艳阳下,成为我中学时代不多的一抹亮丽回忆。
我是学校军鼓队的成员。穿了藕荷色镶两道白芽边的短裙,配白衬衫,戴宽边白凉帽,白手套,白袜,白鞋。红边的鼓,栓了红绸带的鼓棒。
四十个同样打扮的初中女生站成四队,鼓声如急雨,噼啪抖落,四十双穿着雪白鞋袜的脚齐刷刷地踏着绿茵茵的草坪,八十支红飘带在春风中飞舞。鼓队前面彩旗如云,号声嘹亮。
多年以后,经过小学校园时,哪怕是不成调的小号声,无节奏的鼓声,也能把我带回那段岁月,那个如清悦的鸽哨划过晴空,明媚的阳光下鲜花盛开的美好时节。
运动会一般持续两天半的样子。
中午的时候有装水桶、医药、桌椅的卡车返校,几个眼明手快的住宿生会翻进卡车后面的敞篷厢里,免去烈日下沙路上一小时的辛苦。住宿生哪有几个有自行车的呢?
有好几次我都碰巧赶上了卡车,奇怪的是,好象每次里面都坐着几个高年级的男同学,几乎没有过女同学跟我同路,她们都哪去了?
那几天通校生都不用来,直接从家到运动场就行。老师们也不来。住宿生有不少住亲戚家或同学家。
卡车进入学校,几个男生跳下车转瞬间就跑没影了。
我走在校园里,只觉一片寂廖空旷,空荡荡的操场上,有淡青色的烟在阳光下斜飘成一幅抖动的纱,校园西北角的小叶杨在热风中哗哗地响,火辣辣的太阳下,有一种明亮的忧伤,热烈而刻骨,让人禁不住泪流满面。
我似乎很享受那种感觉。
去食堂吃饭的人明显减少。当我拎着饭盒,走近食堂,闻到熟悉的饭菜的香味,听到嗡嗡的鼓风机的响声,看到烟囱里火星儿乱舞,见到食堂里瘦瘦的老张头、胖胖的李师傅、满脸雀斑的刘大嫂时,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悲凉而欣喜,仿佛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回来,连步履都有些踉跄。 11
校园小叶杨林东边不远处,洼地中躺着一块大青石,我经常盘腿坐在上面望天发呆。有时看蓝空中一团团云急急地赶路,有时看身畔驰过的一场又一场的风。
北方的天空高旷而纯净,高空中风劲极大,所以云常常走得很疾,并且变幻着各种形状。我始终认为,风是有影有形的,只要你细细感受它,它就会向你显示出本来的面目。
有些风欢乐,没心没肺地刮过去再也不刮回来;有些风忧伤,低低地哀哀地啜泣,象受了什么委屈;有些风温柔,轻轻地拨弄你的发丝,抚摸着你的后背;有些风暴躁,一遍遍撞着墙,擂着树,怒吼着象一头正发脾气的狮子……
有一天下午,阳光很暖和,我坐在大青石上抬头跟天上的云说话,说着说着就昏了过去。醒来时已是晚色微凉,校园里暮烟缭绕,树林中有一棵最挺拔最英气的小叶杨是我的好友,它正满含关切,在风中摇响树叶,轻轻呼唤着我。
莫名其妙地休克,从六岁以来,之于我已是常事。不多的时候会自动醒来,除了后脑勺有些酸痛外,别无大碍。
校园里那株杨树、那块大青石、围墙角下的那株小草、天空中的那朵云、夜晚的星星、吹过的一场风、飘落的一阵雨……都是我的朋友。我喜欢跟它们絮絮地说话,坦诚地交心。有了它们我会觉得那种让人如同置身于荒野中的孤独感得以舒缓。
是的,就是那种孤独感!无论你跟多少人在一起,无论多热闹的场景也排潜不掉的孤独感!空落无依,蚀人心骨。有时沉重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有时悲伤得让人想放声大哭,有时却又有一种即伤怀又温柔的美感,让人享受。
很多年以后我在南京一家展览馆入口处见到一块黑黝黝的山峦一般的灵壁石,相视的霎那我几乎昏了过去,醒来时泪水涟涟。那块石头,仿佛我们似曾见过,前世曾是知已。夜晚我能听到它日日呼唤我的声音。
隔着夜色,它穿越展馆,穿过马路,破墙而入,赴我的相约。那夜月光如银,风清云静,我独坐窗前,静静等待。床上熟睡着我的小女儿,家中再无旁人。
它静静潜来之时,天地忽然间混然为一体,万物都已分辩不清。我只觉心潮温暖激动,是悲凉与欣喜交加的感觉,仿佛在那一刻死去我也愿意。它走后我睁开双眼,已是泪流满面。
人有时候跟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场风,都是要有缘才能相识的。不是你见到它,就代表你认识它。
有很多东西,它深层的内部,没有一定的机缘,你是无法进入的。你听过大树的笑或哭吗?我在六岁的时候听过,那时我真切地感受到树的生命跟我是一样的,它能听懂我说的话,我也懂它的,以后便再也无缘。 12
高三时,小白楼已容不下越来越多的住宿生,于是所有高三的住宿生全都搬到大青房后面的新宿舍住。
新宿舍是一栋红砖青瓦的J型平房,靠门的外面十几间住男生,里面十几间住女生。我们那间宿舍恰好在拐角处,一堵砖墙紧欺着窗外,严严实实挡住了所有的光,白天不开灯如同夜晚,门不开气味都无处逃逸。
除了晚上回来睡觉,我基本上不在宿舍里待。饭盒放在食堂新装的碗柜里,中午直接从教室去食堂吃饭。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出去后,一直到晚上在教学楼里上完晚自习才回来。
新宿舍隐在大青房后面,座落于荒草之中,很是安静。长长的走廊通向南面一扇小木门,门口有一口井。装了压把,冰凉的井水哗哗地流出来,我们就在那里接水洗漱。
是六月中旬的一个清晨,我起床后端着脸盆去井边打水。井边寂静无人,井台上一只旧水桶里,插着一大捧野芍药和百合花,明亮灿烂地盛开着,粉白的、火红的滚着晶莹露珠的花瓣,在早晨清凉的风里微微颤动。
就在一霎那,我被美击中,几乎愣住了。这么早,是谁从山野中采来这束美丽的鲜花,让早晨的空气都荡漾着芬芳?
刚刚走出污浊黑暗的屋子,呼吸着室外早晨清新的空气,看着这束鲜洁的野花,仿佛从地狱来到天堂,心中溢满澄明与感动。
那束带露的野花,从此一直在我的记忆中盛开,永不衰败。
吃完早饭回宿舍拿书时,舍友从男生宿舍那边过来,手里扬着一束花,正是早晨水桶里的那束。我扭过脸去,拿了书,都不向那花正眼一瞧。
我已将美收藏。之后的花,是早已被我提走精华的残枝败叶。 13
教室在教学楼东头,一大间教室,两面都是大窗户,极为宽敞明亮。
晚上两节课后,通校生都离校回家。几个住宿生常常会留下来继续看书,九点钟后离开,因为宿舍十点半准时锁门熄灯。
我坐第一排靠窗的位置,木制的课桌是深绿色的,上面墨迹斑斑,刀痕累累。桌面中间有一条缝隙,自左下朝右上蜿蜒而过。我常将那条缝隙想象成一条河,而我时常化身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人儿,跳到桌上,坐在河边听风生水起。有时自顾傻傻地笑起来,同桌投来的目光中带着莫明的惊诧。
左面是银灰色的暖气片。有时教室里空无一人,暖气哧哧响的时候,外面的寒风从窗缝里透进来,冷暖气相遇,有化雨的清凉落在心头,窗外明明是白雪皑皑的寒冬,我却分明听到了春的消息。那是一种撩得人心里激动中又带着一丝悲伤的感觉,酸涩而又甜蜜。
高三那年的腊月十七,我过十七岁生日。晚自习后,我将十七根火柴棍插在课桌中的“河”上,想象中那十七根火柴是我船队的桅杆,我将十七根桅杆点燃,十七朵火焰在夜色中的教室里闪亮。我坐在一旁静静地微笑,仿佛看见我的船队浩浩荡荡驶过大江,奔向辽阔的海洋,心里面有一种华贵的满足。
有时整栋教学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打更的老头早已将大门锁紧。我关了教室里所有的灯,举着腊烛走在空荡荡的走廊上,阴冷和黑暗从走廊尽头滚滚涌来,让人禁不住浑身打一个冷战。
那种害怕的感觉也很让人享受,因为能激起作战的斗志,和为自己的勇气庆功的激情。
我知道哪扇窗子是虚掩的,哪个插销轻轻一拔就可以打开。每次我从窗台轻盈地跳到雪地上时,感觉自己象一只张开了翅膀的大鸟,在寒冷的黑夜里自由飞翔,而满天,都是带霜的星光。
有一次我失算了,所有的窗子都插得很紧,并且在外面钉死了。那次我敲掉了一块窗玻璃,从一格窗中挤身出去,居然平安落地。
要拐好几个弯才能回到宿舍,路上经过锅炉房,脚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响声,伴着锅炉房呜呜的声音,还有卷着雪末的风声,汇成一曲北方冬夜的绝唱。却只有一弯月芽儿倚在落光了叶子的杨树枝上,伴我倾听。
在宿舍我很少看书,最多写写日记。我的舍友们常常秉烛夜读,连衣服也不脱。我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功,睡眠不足会事倍功半,所以从不加入夜读的队伍。舍友烛光下背书解题时,我在深沉的梦里睡得正酣。
从小到大睡眠质量一直相当好。睡前翻几页闲书,然后头一挨枕便会睡着,始终都是深层次的睡眠,连梦也很少做。
我的梦大多是白天做的,所谓白日梦。
不想听课的时候我会把满满一教室的人头想象成一群被封了嘴的鸭子,而老师是戴了一顶草帽的农夫,正撑着船吆喝鸭子下河。而下课铃声则象一阵风,把鸭子嘴上的封条吹得象雪花飘散,立时所有的鸭子一齐呱呱大叫起来,险些把房盖顶翻。每当那个时候我会嘿嘿地乐起来,乐得前后左右桌的同学莫明其妙。
曾有一位同桌,是个浓眉大眼的漂亮女生,喜欢看琼瑶小说,经常伤感而忧郁,跟她的浓眉大眼不很相称。她总是惊奇我为什么整天快乐,常常没来由地笑得很开心。
她走不到我的想像中去,所以不明白。我也不跟她说,有些事是讲不清楚的。
如果我告诉她,有时我会坐在一只苍蝇的翅膀上,嗡嗡叫着地从全班同学的头上飞过,她能信吗?
如果我告诉她,有时我会变成隐身人走到黑板前,把一个粉笔字改写,而老师皱着眉前后左右看了半天也弄不明白,只好拿起黑板擦,擦了重写,而这正是我捂嘴偷笑的原因,她能懂吗?
有时她叫我好几声我都没有听见,我这种时候太多了,几乎所有跟我打过交道的同学都会奇怪,那么大的叫声我怎么会听不见。
其实那时候我可能正与陶渊明荷锄采菊东篱下,也许正跟曹孟德青梅煮酒论英雄呢。
中学时代是我白日梦最多的季节,可能是因为那时我的确有些寂寞。
成年以后,有很多事到来时我一点也不惊奇,因为我早已在想象中经历过了。 尾声
有很多年,我无数次做过一个相同的梦,就是梦见我已经考上南京这所大学了,因为不满意所学的专业,又回二中补习。马上就要高考了,可是我一门都没复习好,肯定肯定还没上回考得好,而家里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供我读书了。每每一惊,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大学宿舍里,抚着胸口,暗自庆幸只是一个梦。
南去的列车把我的中学时代远远抛在了大山里面。我逃一样离开那片莽莽苍苍的大森林,心里知道大山再也斩不断我眺望远方的目光,黑土地再也系不住我展翅高空的梦想。
有很多年,梦里我都怕回去。怕一进入大山我就再也出不来。
又过了很多年,梦里我哭着回到那片开满土豆花的大地,回到那片长满青松和白桦的大森林,我知道走得再远我的根还是深深种在那里,永远无法真正离开。
离家住校的那段岁月,如同人生的一条河道,无论丰盈还是干涸,我的生命之水都曾流经那里,是绕不过去,也无法抹掉的一段记忆。
隔了十几年、几千里地的时空,回过头再看时,那段混沌未开、黯淡无光的岁月,如同青涩的酸梅,在回忆的咀嚼中,津然生凉,在舌根下汇成清亮的一潭,于酸涩之余让人品出一丝略苦的甘味,因了酸涩与苦涩,那几乎无法察觉的一丝甘甜,反而越发让人回味无穷。
写于2002年
注:所有图片均为家乡好友冰雪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