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由来（对联的由来和寓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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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的由来是什么?
对联由来：
由来如下：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每逢过年，有在大门的左右悬挂桃符的习俗。桃符就是用桃木做的两块大板，上面分别书写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tu)”和“郁垒”的名字，用以驱鬼压邪。这种习俗延续了一千多年。
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在桃木板上代替了降鬼大神的名字。据历史记载，后蜀之主孟昶（chang）在公元964年除夕题于卧室门上的对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至此，对联习俗便流传下来。
至宋代以后，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
对联的特点：
对联中上联和下联的字数要分别相等，例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中词性也要相当，词可以分为虚词和实词，一定要“虚对虚，实对实”，例如：实对“古佛堂前风扫地，高山顶上月为灯”，虚对“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对联中上下联的语法结构一定要相称，即主谓对主谓、动宾对动宾，例如：“水天一色，风月无边。”水天对风月，一色对无边。然后对联的节奏要相应，就是指上下联中停顿的地方必须是一致的，例如：“莫忧世事兼身世，却道新花胜旧花”。
对联的来历
源于后蜀国君孟昶的一个突发奇想的旨意。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孟昶突然下了一道旨意，命群臣在桃符上题写对句，比试才华。群臣写来写去，孟昶都不满意。最后索性自己提笔写出了一副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后来这种过年在桃符上写联语的形式慢慢传人民间，深受百姓的喜爱，越传越广。
对联又称春联、楹联、对子、联语，是由两串字数相等、句式相同、平仄和谐、语意相关的汉字序列组成的独立文体。多用来悬挂或粘贴在墙壁和楹柱上，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
对联的起源可以远溯到桃符。桃符又名仙木，是古人过年时悬挂在门两边，画着传说中镇邪除妖的神荼和郁垒神像的桃木板。后来桃符逐渐简化，上面只幽符咒或只写神荼、郁垒的名字。这种桃符每年除夕更换一次，王安石在《元日》中写到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即指此事，所以古代又称春联为桃符。但这种桃符只是为了求神灭祸、祈求吉祥，没有独立使用对仗句子的意识,还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对联。五代时,符咒和神荼、郁垒的名字逐渐被联语取代。据说这源于后蜀国君孟昶的一个突发奇想的旨意。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孟昶突然下了一道旨意，命群臣在桃符上题写对句，比试才华。群臣写来写去，孟昶都不满意。最后索性自己提笔写出了一副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后来这种过年在桃符上写联语的形式慢慢传人民间，深受百姓的喜爱，越传越广。虽然这副五言联并不一定足我国的第一副对联，但人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对联扎根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融《诗经》的对偶规范、诸子百家的学说、辞赋的修辞文采、骈文的对仗声律、唐诗的风范格韵以及民问的桃符形式为一体，题材丰寓、风格多样，集情意韵形 之美，收雅俗共赏之效。这一我国独有的民族文学传统艺术形式，源远流长，历经千余年不衰，深受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成为我国文艺百花园中一枝精致夺目的奇葩。
对联的由来
对联的由来大致分为两个出处：
对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室门桃符板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我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关于我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我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她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号敦煌遗书为据：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门书左右，吾傥康哉！
反正由来出处都随历史的变迁变得模糊。反正能证明的一点就是，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哲学探源：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 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物生在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藕。”（《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天下的道路，只是一个包两个。”（《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成熟、新生，二者于义为对。对待之文，自太极出两仪后，无事无物不然；日用、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尊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 （叶燮：《原诗》外篇）这种根源于阴阳二元论世界观偏爱成双结对的民族心理，是对偶句式得以产生并流行的深层原因之一。前人的许多论述，也注意到了这种联系。《文心雕龙•丽辞》： 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体植必两，辞动有配。……
语言寻根：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kǎchē”与“jīpǔ”，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 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 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
英文：(莎士比亚名言，按楹联形式排列)
中文：
构佳思；
写妙句。
英文“上、下联”单词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也相同，但音节不相等。读起来，因其无声调，上下联都是一个声音面貌，没有平仄相间带来的抑扬顿挫。至于书写上，“下联”比“上联”少了两个字母的位置，故全不对称。读者或许会想，能不能找出和写出一个英文对偶句，在单词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同的基础上音节也相等，书写空间（字母数相等）也相等呢？不能说绝对不能，但因英文的音节、文字、语素不是三位一体的，实际操作起来只能是顾此失彼，即使莎翁这个对偶句，在英语中都是极其罕见的。而中文的“构佳思；写妙句”情况就不同了。你看，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相对，音节相等，平仄基本相谐，书写起来则完全整齐对称。因此，英文“think good thoughts; write good word.”不是楹联，而中文“构佳思；写妙句。”则可称为楹联。
对仗之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这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对偶阶段，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至南北朝。 在我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殇。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 《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视，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传）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他例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韵对等各种对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郑风•山有扶苏》）《道德经》其中对偶句亦多。刘麟生曾说：“《道德经》中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有反正作对者。”（《中国骈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 再看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武成》）、“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等等。 辞赋兴起于汉代，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文学样式。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音乐美的修辞手法，开始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五言诗产生于汉代，至魏晋达到顶峰。其中对偶句亦较多运用。汉乐府中对偶句更趋工整，俨如后代律诗中的联句。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 在上述各种文体中，对偶句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它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运用，并非文体的格律要求；二是字数多从三字到七字之间；三是对仗很宽松，字数、词性、句式大体能相对，但缺乏平仄的对仗。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意义的排偶较早起，声音的对仗是从它推演出来的。”（《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十二章）
第二阶段是骈偶阶段。骈体文起源于东汉的辞赋，兴于魏晋，盛于南北朝。骈体文从其名称即可知，它是崇尚对偶，多由对偶句组成的文体。这种对偶句连续运用，又称排偶或骈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评价骈体文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段为例：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全都是用对偶句组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对偶名句。这种对偶句（即骈偶）是古代诗文辞赋中对偶句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偶不再是纯作为修辞手法，已经变成文体的主要格律要求。骈体文有三个特征，即四六句式、骈偶、用典，此其一。二是对偶字数有一定规律。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变化形式。主要有：四字对偶，六字对偶，八字对偶，十字对偶，十二字对偶。三是对仗已相当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声律对仗未完全成熟。
第三阶段是律偶阶段。律偶，格律诗中的对偶句。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则始于魏晋。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吕静作《韵集》五卷，分出清、浊音和宫、商、角、徵、羽诸声。另外，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创始人。但魏晋之际，只以宫、商之类分韵，还没有四声之名。南北朝时，由于受佛经“转读”的启发和影响，创立了四声之说，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声调，应用于中国诗文，遂成平、上、去、入四声。其间，周颙作《四声切韵》，沈约作《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并根据诗歌要求有节奏感和音乐美的特点，经过创作实践的摸索，总结出诗歌必须“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的原则。于是，诗文的韵律日益严格。对偶句的格律由骈偶发展成为律偶。 在沈约、谢眺的“永明体”诗中已有比较工整的律偶。如：“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谢眺《新亭诸别范零陵云》） 如；“艾叶弥南浦，荷花绕北楼。”（沈约《休沐寄怀》）等。从齐梁“四声”、“八病”说盛行之后，再把四声二元化，分为平（平声）、仄（上、去、入声）两大类，既有了平仄的概念，又逐步总结出每句诗的平仄应有变化，每句诗与每句诗之间的平仄也应有变化的“调平仄术”和联结律诗的“粘法”；同时，又发现每句诗用五、七字比用四、六字更富有音乐美，节奏也更加有变化；在一首诗中，骈偶句与散体句并用，又能显示出语言的错综美。就这样，从齐梁时略带格律的“新体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唐代，律诗达到了严格精密的阶段，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一般的五、七言律诗，都是八句成章，中间二联，习称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句式、平仄、意思都要求相对。这就是标准的律偶。举杜甫《登高》即可见一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颌联和颈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仗极为工稳。远胜过骈体文中的骈偶句。除五、七言律诗外，唐诗中还有三韵小律、六律和排律，中间各联也都对仗。
律偶也有三个特征：一是对仗作为文体的一种格律要求运用；二是字数由骈偶句喜用偶数向奇数转化，最后定格为五、七言；三是对仗精确而工稳，声律对仗已成熟。
综上所述，汉文学的对偶句式历经了至少两三千年，经由排偶、骈偶、律偶三个阶段，“对称原则由意义推广到声音方面”（《朱光潜美学文集》第十二章），到盛唐已发展至尽善尽美。唐代诗人的对仗技巧已炉火炖青。如果把楹联比喻成孕育在诗文母体中的胎儿，那么此时的胎儿已是完全发育成熟，即将呱呱坠地了。
[编辑本段]{关于对联起源的其它说法}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关于我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我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她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号敦煌遗书为据：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门书左右，吾傥康哉！
实际上，这只是现存最早的对联，对联起源于律诗，实际上是以讹传讹的现象，是纪晓岚一厢情愿的猜测（见《楹联丛话》卷之一开篇云：“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
《声调谱》作者赵执信明确指出：“两句为联，四句为绝（句），始于六朝，元（原）非近体。”王夫之说，对联源于律诗的说法，好比“断头刖足，残人生理”------《清诗话》
对联源于中国文字语音的对称性，出现应该在周朝以前，造纸术和书法的发展，使对联成为独立文体。
涂怀珵 先生重申“正是对联成全了骈文和律诗”，正因为对联的二元化布局，才能促成四声二元化，形成所谓平仄。四声是用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
平仄是用不完全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见何伟棠《永明到近体》），陈学易主主张“格律遵循 但求对仗工与稳 技巧活用，不计四声仄与平。”江苏省对联学会会长陈德树主张把对联分为散联，通联，律联，中山大学教授周锡(韦复)pò提倡，在创作中，应考虑格律和材料的兼容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经验
对联起源于什么？
对联又称楹联或对子，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一般不需要押韵，是利用汉字特征撰写的一种民族文体，也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相传，对联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
对联来历（20字）
骈文与律诗是对联的两大直接源头。对联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古体诗、散文、词曲等的特点。因而对联所用句式，除了律诗句式、骈文句式外，还有古体诗句式、散文句式、仿词曲句式。不同句式适用格律不同、宽严不同。
其中律诗句式平仄要求最严，古体诗句式则除了对句末平仄有要求，其他位置平仄不拘。春联的一来源是春贴，古人在立春日多贴“宜春”二字，后渐渐发展为春联，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扩展资料
对联又称楹联、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等，起源于桃符。
相传，对联起源于五代后蜀主孟昶[chǎng]。他在寝室门桃符板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题桃符”。
这要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但也有其他说法，中国最早楹联出现在唐代，有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敦煌遗书为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对联
对联的历史由来？
对联又称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楹联(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等，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是中文语言的独特的艺术形式。
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对联出现在三国时代。明洪武年间（1368-1399年），在江西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地方，出土一尊特大铁十字架，上铸有三国时代孙权赤乌年号（238-250年）。在铁十字架上又铸有艺术精美的对联云：“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春节时挂的对联叫春联，办丧事的对联叫做挽联，办喜事的对联叫庆联。对联是利用汉字特征撰写的一种民族文体，一般不需要押韵（律诗中的对偶句才需要押韵）。
骈文与律诗是对联的两大直接源头。对联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古体诗、散文、词曲等的特点。因而对联所用句式，除了律诗句式、骈文句式外，还有古体诗句式、散文句式、仿词曲句式。不同句式适用格律不同、宽严不同。其中律诗句式平仄要求最严，古体诗句式则除了对句末平仄有要求，其他位置平仄不拘。
春联的一来源是春贴，古人在立春日多贴“宜春”二字，后渐渐发展为春联，表达了中国劳动人民一种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春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室门板桃符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宋代不同史料对此说法不一，还有将作者归为孟昶儿子的。因而这副春联作者到底是谁，仍是个悬案。
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
历史探源
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
《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夫、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对联格式严格，分大小词类相对。传统对联的形式相通、内容相连、声调协调、对仗严谨。
语言寻根
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卡车”与“吉普”，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
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关于中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中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他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号敦煌遗书为据：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声调谱》作者赵执信明确指出：“两句为联，四句为绝（句），始于六朝，元（原）非近体。”王夫之说，对联源于律诗的说法，好比“断头刖足，残人生理”——《清诗话》
对联源于中国文字语音的对称性，出现应该在周朝以前，造纸术和书法的发展，使对联成为独立文体。
对联形式短小，文辞精炼，既是一种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是一种优秀的文化遗产。对联是在古代的“桃符”和“对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最早的春联出现在一千多年前。具史料记载，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公元九六四年）的春节前夕，后蜀主孟昶因平日善习联语，故趁新年来到之际，忽然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以试才华。群臣们各自写好一幅，耐心等待审查。孟昶一一看过，均不满意。于是他就亲自提笔，在“桃符板”上写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一幅最早的春联。
对联的格式精巧玲珑的对联，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习惯，而且在群众广泛运用的基础上还有一种统一点要求，固定的格式。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是我国民间文化遗产中讲究较多、要求较严的一种特殊文体。从格式上看，它紧密结合现实生活中间有两个门框和一个门楣道特点相应地由三部分组成：上联：第一句，也叫出句；下联：第二句，也称对句；横额：也叫横批或横披。上、下联是对联的主体，有和壁之妙，缺一不可。另外，对联主实际运用中，上、下联文字不管多长，一般都没有标点，这也是格式上的一种特殊讲究。但也有例外。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这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对偶阶段
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在中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觞。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视，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传）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他例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韵对等各种对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郑风·山有扶苏》）《道德经》其中对偶句亦多。刘麟生曾说：“《道德经》仲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有反正作对者。”（《中国骈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 再看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武成》）、“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等等。辞赋兴起于汉代，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文学样式。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美的修辞手法，开始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骈偶阶段
骈体文起源于东汉的辞赋，兴于魏晋，盛于南北朝。骈体文从其名称即可知，它是崇尚对偶，多由对偶句组成的文体。这种对偶句连续运用，又称排偶或骈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评价骈体文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段为例：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全都是用对偶句组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对偶名句。这种对偶句是古代诗文辞赋中对偶句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偶不再是纯作为修辞手法，已经变成文体的主要格律要求。骈体文有三个特征，即四六句式、骈偶、用典，此其一。二是对偶字数有一定规律。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变化形式。主要有：四字对偶，六字对偶，八字对偶，十字对偶，十二字对偶。三是对仗已相当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声律对仗未完全成熟。
律偶阶段
律偶，格律诗中的对偶句。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则始于魏晋。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吕静作《韵集》五卷，分出清、浊音和宫、商、角、徵、羽诸声。另外，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创始人。一般的五、七言律诗，都是八句成章，中间二联，习称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句式、平仄、意思都要求相对。这就是标准的律偶。
举杜甫《登高》即可见一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颌联和颈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仗极为工稳。远胜过骈体文中的骈偶句。除五、七言律诗外，唐诗中还有三韵小律、六律和排律，中间各联也都对仗。
律偶也有三个特征：一是对仗作为文体的一种格律要求运用；二是字数由骈偶句喜用偶数向奇数转化，最后定格为五、七言；三是对仗精确而工稳，声律对仗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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