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走资派这么强大

今天给各位分享为什么走资派这么强大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为什么老师叫臭老九

其实，“臭老九”并不是单单指代老师，而是指代文人群体，古代每一种职业其实都有社会地位的高低之分，比如说“士农工商”，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虽然商人是利益最大，也最富裕的一类群体，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很低。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排名，这是源于元朝时期政府的划分，统治者把国家臣民划分成十个等级，分别是官员，吏，僧，也就是佛教人士，道教人士，医生，工程技术人员，手艺匠人，娼妓，最后才是儒家人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排名最后的是乞丐。

看到这个排名是不是大家都惊呆了，我们今天现代社会务必崇尚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竟然排名这么低，并且仅仅排在乞丐的前面，连手工艺人和僧侣道士都不如。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有关，古代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没有机械，农业只能靠人力，所以人工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古代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生产力的一类人，他们没有实实在在的谋生手段，也没有强健的体魄，可谓是肩不能抗手不能提，因为考上之后就可以领国家的俸禄，所以知识分子不仅不能带来生产力，还要消耗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

所以“臭老九”的这个“臭”字，其实也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贬义的称呼，当然现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天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人再看不起知识分子，相反大家都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棋王阿成

阿城《棋王》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出生于北京 。

中学未读完，“文化大革命”开始，去山西农村插队，此时开始习画。为到草原写生，转往内蒙，而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时，与著名画家范曾结识，两人超过“代沟”而成莫逆之交。

阿城于1984年开始创作。处女作《棋王》一发，便震惊文坛，先后获 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说选刊》评选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全国秀中篇小说奖。后有《孩子王》、《树王》等作品。

一、棋王

阿城是一个在创作中对中国文化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是不会有出息的。”“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同世界对不起话的。”他还说：“若使中国小说能与世界文化对话，非要浸出丰厚的中国文化。”阿城不但在理论上强调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更注意文化本源的追寻与思考，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重的中国文化氛围。小说《棋王》就是“文化寻根”的代表作。

在《棋王》中，阿城主要通过对“棋呆子”王一生在“文革”时期的人生经历的叙述，展现了王一生的人生见解和精神特质。作为城市平民的后代，王一生从小就体会到社会的艰辛和人生的困苦。他以彻底的逆来顺受和无欲无求来适应艰苦而无望的生活，并达到了一种超乎世俗的个体精神的审美的境界。吃食、棋艺和交游自然，构成了他内在生命与精神的充分的自足与自在。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任何奢望，唯一能够使他获得乐趣、忘却尘世烦恼的，只有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

下棋——精神的饥饿

王一生出生在贫寒之家，而且父母都没有文化，尽管王一生脑筋好，老师都喜欢，可贫穷夺去了他的一切娱乐，学校春游、看电影他都不去，为的是给家里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文化大革命文化本身的凋敝还不如“呆在棋里舒服”。

醉心于一种技艺而至于迷、而至于呆，除了可敬的一面，更多的是叫人可怜。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能够学什么本事呢？

幸运的是偶然的机遇——“车轮大战”——一举成名。

吃——肉体的饥饿

王一生家里非常穷，虽然嗜棋如命，却连一副棋都买不起，他的母亲用捡来的废牙刷柄磨了一副无字棋算是给他的一份遗产。别的青年视下放插队为畏途，他却以每月能得到42斤粮票、20几元钱为极大满足。这样的家庭背景必然使他对饥饿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他自己吃饭时连一粒米一片油花都不漏掉的。这又何止王一生一人！

二、棋王的深层结构

《棋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目击者，由于目击者处于故事的边缘，它的角度是充当主要人物和事件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因此从表层结构来看他并不是处于事件中心的主人公，而只是王一生的亲密朋友。

“我”最初认识王一生时对他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对他的怪异产生了困惑，这种叙述视角使读者随着“我”对棋王的进一步描述而进入到故事文本中的探寻，于是随着文本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作者运用目击者“我”与棋王不同之处的逐渐消弥和价值取向的趋同，展现出来的却是“我”从“迷”（寻道）到“悟”（悟道）这一过程的深层结构与意义，使在表层结构中处于故事边缘的“目击者”成为深层结构中真正的主角。

开篇是阿城苦心经营的神来之笔，火车快要离站，整车的知青都在与亲友哭泣告别，只有“我”和王一生独坐在车厢里，表面的相同却正好显示出态度的不同，“我”是因为走资派的父母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无人相送，于是叙述中的反讽基调暗示了“我”对时局的强烈憎恨和否定，并在人生困境之中开始消极而迷惘地寻找人生的意义：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王一生却没有挥泪告别，因为他对插队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而且还在纷乱之中邀请“我”与之下棋，因此在“我”的眼中，王一生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与众不同，并以他对吃的独特见解和高超的棋艺引起“我”的同情、理解直至喜欢，但这只是“我”寻道的开始，此时并未真正地了解王一生，因此始终是用调侃和揶揄的反语来表现“我”对他的不认同。

如在火车上听到的王一生这个棋呆子不解人事、有违时尚的呆人呆事；王一生所讲的老掉牙的“节约粮食”的故事；以及对“我”如何混吃的细节打探等等，尤其是对王一生在火车上“惨无人道”的吃相进行的细微地描写：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

此后故事的进展仍以“我”同王一生之间的联系而展开。分手几个月后的一天，王一生来访，当“我”和王一生谈起现状时，“我”同意王一生“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的看法，可又心有不甘，“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在这儿，“我”明白地告诉读者：“我”一直在思考探索“活着”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独自思索，没有结果，而当王一生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总是以他精神上的通达和更有境界的处世之道给“我”以极大的启发。例如当倪斌出场时，“我”的叙述就传神地写出他

的种种可笑之处：在知青场那种“广阔天地”里还保持着极不和谐的文雅举止，在吃蛇肉时还大谈其父的名士风度，这种叙述的口吻暗示着“我”（或者说“我们”）对倪斌的嘲笑，当倪斌把自己珍藏的食品“贡献”出来让王一生和众知青们共享后，大家还想去翻点出来，王一生却说：“不要闹，人家的是人家的，从来农场存到现在，说明人家会过日子……。”显示出“我”（我们）与王一生境界的不同，而后，为了让王一生参加地区象棋比赛，倪斌不惜用祖传的古董打通“关节”的行动的确证明了王一生当初对他的评价：“倪斌是个好人。”

在农场中，王一生曾向“我”谈起他轻易不向外人道的、令人心酸的母亲和家庭。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从小体会到生活艰辛的王一生直觉地认识到“生命”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他牢记母亲的话：“你在棋上怎么出息，到底不是饭碗。”因此对于“吃”格外的虔诚和精细，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但“生不可太胜”，正如那位运棋如神的老者，他以拣垃圾为生，“为棋不为生”的祖训使之在最低下的社会地位上保持着最自由的心灵，王一生对棋道的顿悟正是师法于这位以拣破烂为生的老者，并从他身上得到启示，决意摒弃物质生活的困扰，自觉地从下棋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

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质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王一生则在意识和行动上自觉地完成了“雅”与“俗的自然统一。因此，当他下乡插队不愁一日三餐时，便请假外出满山遍野去会天下“异人”。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正是“我”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所力图找寻的精神支柱。此后，随着对王一生的了解，“我”的叙述语气已经完全由原来的调侃变成了

庄重与温和，并开始理解了王一生对“吃”的态度和观点，而后“我”和知青们筹划安排的一盘蛇肉会餐则是对王一生在火车上“惨无人道”的吃相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肯定和模仿，其中对细节的操作和全心的投入直至把蛇骨吃得“一个渣都不剩”，无疑是“我”对于“吃”的重要性的首肯与实践。特别是王一生走时“我”对他可称是“情深意长”的叮嘱等等，在这一系列情节中，作家无意中传达了“我”与王一生不同寻常的亲密，“我”在火车上对他所表现出来的不太认同已是烟消云散，好像两人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默契与缘份，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内在投合使王一生的故事发展成为“我”悟道的旅程。

小说的结尾，在王一生的象棋大战中“我”始终是最关注他的人，而他的“瘦小黑魂”形象在定格的瞬间也终于使我找到了寻觅已久的人生意义：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因此当王一生的故事结束时，小说并未因此而结束，作家节外生枝地在最后一段中又写道：

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小说中的“我”顿悟人生哲理的同时，读者也随之能够体会到《棋王》在讲述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这一表层结构下隐含着一个深层结构：“我”面对惨痛的人生经历和恶劣的外部环境对“活着”这一问题的不懈追索，并由于受王一生的影响和启示最终找到答案的全过程，小说最后我“拥了幕布，沉沉睡去”，这是“理得”后的“心安”。

综观小说全文，以“我”的出现开始，又以我的睡去作结，它告诉我们：小说中除了王一生的故事，还有一个“我”的故事，正如阿城自己所说：“《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另外一个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王一生和叙事

者是两个元，最后这个主观叙事者‘我’，他是悟到了。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了……”。这种“我”的主观世界正是文本的深层结构，而在表层结构中处于故事边缘的“我”正是深层结构中真正的主角，并随着主人公故事的进展而追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这种小说中潜在主角、深层结构的存在并未颠覆显在主角与表层结构，而是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加了作品魅力，使《棋王》具有更为深远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我需要一些关于食品添加剂的案例

深一点看看三聚氰胺牛奶事件

对于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不能再头痛医头，就事论事了。它是某些人的所谓改革理论、政策的必然结果，除了追究实践这些理论、政策的直接责任人外，更要清算导致这个结果的总路线、总政策、总思想。

一、 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不是孤立的。为什么要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为了虚增牛奶中的蛋白质指标，为了赚钱。为什么要给猪饲料添加素肉精，为了不正常增加素肉比例，为了赚钱。为什么要给劣质腊肉染苏丹红，为什么西红柿红得悦目但又硬又酸，为什么红椒红的好看但又无味又易腐，为什么市场上找不到自然成熟的美味香蕉，为什么有人给猪、牛残酷灌水。为什么不法商贩干欺骗消费者感官，损害消费者健康的事，比比皆是。贪官层出不穷，矿难迁延不断，有毒食品屡禁不止，这些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都是一根藤上的蚂蚱，不是个别现象，更不是互相孤立的现象。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这种现象，而现在这么流行，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二、 市场经济的毒瘤。在马克思主义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斯大林、毛泽东时期只承认限制了资产阶级权利的商品范畴，所以，当时少有假冒伪劣现象。改革开放中的走资派取消了斯大林、毛泽东时期对资产阶级权利的限制，极力复活资本主义商品制度和市场经济，牛鬼蛇神当然纷纷出笼，假冒伪劣当然泛滥成灾。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度，生产有毒食品也是罕见的，因为这种不法、不德行为，也会危害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法制也必须严格管制。这种现象是市场经济，且是落后市场经济的毒瘤，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它只应存在于落后的、法制不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三、 私有制是惟利是图的经济基础，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是有毒食品泛滥的思想上的总根源。毒奶、毒酒，一切有毒、有害食品的产生，都是为了赚钱，为了个人物质利益，都是个人物质利益挂帅的结果。私有制的生产目的是为私的，它是上述现象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领导人染上了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是产生上述行为的思想根源。靠个人物质利益原则调动所谓积极性，正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走资派和他们的御用文人，因为他们固有的私有观念和形而上学，听不进，也听不懂毛泽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对修正主义物质刺激和中国走资派利润挂帅理论的批判。他们认为经济、科技都要靠个人物质利益的刺激才能搞起来。事实如此吗？在经济上、科技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恰恰不是关心个人物质利益的人们。钱学森、袁隆平的积极性和贡献是个人物质利益刺激出来的吗？遵循个人物质利益原则，钱学森就不会从美国回到中国，就不会要求削减他的工资，就不会主动让位和大力培养青年人。中国的两弹一星都不是个人物质利益刺激出来的，恰恰是政治挂帅、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结合的产物。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确产生了不少成果——素肉精饲料的发明，苏丹红腊肉的面世，三聚氰胺牛奶的诞生，激素水果、蔬菜的创造等等这些成果，无不浸透了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泡制者的心血，无不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合乎逻辑的产物。还有假文凭、假成果、假职称、为有毒食品开路的假奖、假证，无不是这个原则的产物。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决定一切。这个调动一切自私积极性、危害无穷的思想总根源，必须批透批臭。

刘庆棠的沉沦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刘庆棠的“革命斗志”燃烧得更为旺盛。他振臂一呼，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踌躇满志的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更变本加厉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了江青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自然越来越受江青的赏识。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

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

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政治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个生活极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

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江青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人们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阴谋攻击周总理、邓小平

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中国访问，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舞剧。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文革”时已被打入冷宫，猛然听有人提议唱这支歌，见周恩来总理也在场，大家就和周恩来一齐唱了起来。

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

不几天，吴德对江青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江青马上叫来刘庆棠。刘庆棠一口咬定是周总理布置的，谁料，江青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追问总理，最后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高官后，他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

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们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马前卒。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

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

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

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3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电影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他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领导人。罪恶累累遭审判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是他执迷不悟，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替自己评功摆好。

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

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列的他的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

经过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

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断然离开大连，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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